◎念一

穆旦是中国现代派的重要诗人，也是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参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后半生命运多舛的一位人物。穆旦的诗歌流传甚广，关于穆旦的传记却并不算多。2025年，邹汉明的《穆旦传新生的野力》与易彬的《穆旦传幻想底尽头》先后出版，可谓穆旦研究的里程碑事件。其中，易彬在穆旦研究领域深耕多年，曾出版《穆旦年谱》和《穆旦评传》，而《幻想底尽头》可谓他的结晶之作，此书对穆旦生平进行了梳理，并对穆旦的诗艺、争议事件、人生抉择有深入探讨，作者的细心、耐心见诸纸上。透过此书，值得思索的一个问题是——在今天，为什么我们值得回望穆旦的人生？

一生传奇却“谨慎谈论自我”

穆旦，本名查良铮，他还有个同族的堂兄弟，叫金庸。他年仅59岁便离开人世，存诗近160首，同时，他是一名精通英语和俄语的翻译家，其译作足可编成皇皇十大卷。穆旦的人生犹如一首激昂与低吟、希望和绝望并存的复调乐章，他曾参与“湘滇黔旅行团”、中国远征军，也曾在美国留学，又在1950年代返回中国。他有一颗爱国之心，用行动证明了自我的信仰，却遭遇时代的席卷，走向令人五味杂陈的结局。

如此多层次的人生，热爱谈论自我的作者，足可以就此写三大本传记，但穆旦谈论自我的文字并不多。据学者易彬考证：穆旦对自我经历记录最多的，就是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1945年底从西南地区北上，合计有十数篇，但基本上也止于此。他还留下一些日记、书信，数量也不算多。从传记作家的角度而言，传主吝啬于谈论自我无疑是一种遗憾。但从建构诗人形象的角度而言，穆旦的“谨慎谈论自我”与其传奇人生形成强烈反差，反倒令诗人的形象更为神秘、幽微，如同一座半开大门、别有洞天的城堡，吸引后人一睹究竟。

易彬写《穆旦传》，首先就从诗人的沉默说起。考察这种沉默，既有20世纪中叶社会气氛的影响，也跟穆旦将诗歌写作视为私人行为，无意谈论太多自我、泄露更多的写作秘密有关。

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被神话的诗人，而是一个经历曲折的文化劳动者、一个被生计所困的小职员、一位在战场上险些死去的军队翻译员、一个爱国的理想主义者、一位真诚写作的人。穆旦的生活感呈现于纸上，于是，在我们面前的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切身可感的人，我们随这本书走一遭，恍然发现穆旦经历的人生是如此激烈，从1918年到1977年，这个年份已足以说明许多事情。

在介入现实中保持某种“反省的距离”

学者行文，讲究凭据，笔下句子并不华丽，但更让人有踏实和抽丝剥茧的感觉。易彬的《穆旦传》就是典型的学者行文，他研究穆旦数十载，掌握大量材料，包含近年来发现的穆旦诗文，这让其写作此书时颇有底气。除了穆旦比较为人所知的经历，易彬还详细考察了穆旦担任国际时事新闻译员、在东北办报、与将军罗又伦的友谊，以及他在各个阶段的发表情况。其详细程度，是相关著作中最充分的。

本书对穆旦信件与日记的阐释是一大亮点。例如第八章，当作者引用穆旦于1944年给友人唐振湘写的信时，作者不但据此介绍了信中涉及人物、《华声》杂志的基本情形，也提到了很关键的两点。其一，1941年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对国民党控制区的知识分子是很大的冲击，在西南联大，有部分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离开了学校，留在学校的许多学生也处在彷徨、苦闷、压抑的气氛中，有学生自嘲为“死读书，读书死”，穆旦也受到了这种气氛的影响。

其二，关乎穆旦的代表作之一《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这是穆旦于1945年写就的、悼念中国远征军死难者的力作。通过穆旦与唐振湘的书信可知：穆旦将《森林之魅》视作“如实的哀挽”，胡康河谷生死经历后，他的内心始终有相当大的压力，易彬阐述道：“如何表达、如何释放内心强大的压力成为一个艰涩的问题，这些景状可谓具象化了‘心中有物，良心所迫，不得不写’的说法。”

整部传记，易彬采取夹叙夹议的方式，先梳理穆旦在那一人生阶段的行动和作品，再围绕特定问题展开讨论。易彬也从文化身份、权力与发表情况的关系，对穆旦的创作经历进行了复盘：抗战之前，穆旦只是一位文化身份微渺、诗歌名声微薄的诗人。1938—1942年，联大学生与助教的身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穆旦的文化身份，帮助了他的发表。1943—1945年，离开联大，成为不同机构里的小职员，又削弱了他的文化身份，压抑了发表。1947年之后，当他逐渐融入主流文化圈，他的作品发表情况明显得到改善。

在诗歌艺术上，穆旦早年受惠于艾略特、叶芝、奥登、拜伦等现代主义或浪漫派诗人，又在西南联大时期师从英国文学家燕卜荪。敏感的性格与扎实的文学教育，为他的诗艺奠定基础，祖国沉沦的状况和对于现实的持续介入，为他的作品注入血肉。

穆旦除了是一位汲取现代主义技巧的诗人，他对于普通人的生存境况有着持续的记录。早在中学阶段，他就发表过一些反映人间疾苦的诗歌，描绘对象包括流浪人、木匠、更夫、在外务工的穷苦妇女等。在写老木匠时，他写道：“牛马般的饥劳与苦辛，像是没有教给他怎样去表情。”在1936年的《更夫》里，他说：“怀着寂寞，像山野里的幽灵，/他默默地从大街步进小巷；/生命在每一击里消失了，/化成声音，向辽远的虚空飘荡……”

当他在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时，他发现物价飞涨，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平民吃配给面、棒子面窝头，吃肉的人也转而吃素菜、咸菜乃至盐巴。在《蝗灾》《北京城垃圾堆》《初看沈阳》等文章中，穆旦对于社会的观察，颇有些鲁迅的影子。在诗歌《饥饿的中国》中，他更是写下了自己在抗战之后的迷茫、愤慨和对现实的讽刺：“因为在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可是在勇敢的中心：茫然……/当多年的苦难为沉默的死结束，/我们期望的只是一句诺言，/然而只有虚空，我们才知道我们仍旧不过是/幸福到来前的人类的祖先……”

在对穆旦诗歌的分析中，易彬指出了穆旦的写作姿态：“既对于现实生活多有突入，但又注意保持某种‘反省的距离’，两者看似矛盾，实则合成了穆旦的诗人形象。”

出走与归来一位诗人的下半场

如果说，此书的前半部分仍偏重于叙述和归纳，是对事实层面的整理，那么此书的中后部分，则明显多了许多深入诗歌层面、关键事件的分析。例如本书第十章“沪宁线上”对于穆旦诗歌的“口语”问题、穆旦批评空间的生成与湮息的讨论尤为精彩。而在讨论“外文系事件”“《红楼梦》研究批判”及其后一系列风波时，穆旦及同时代人冯至、老舍、沈从文的遭遇也令人唏嘘。

事实上，早在1946—1949年，文坛上就出现了对于穆旦写作风格的争议。翻译家兼诗人王佐良赞赏穆旦的写作，而批评家马其点评穆旦“有些诗篇太深沉，太费解了！除部分诗篇外，不论在格式上，在内容的晦涩上，在技巧上，无疑地，我们的诗人都是受到了西洋近代诗人的影响”。马其的评论，尚属正常的批评范畴，但当时有一些评论则先入为主地意识形态化。

穆旦是怎么看这些批评的呢？易彬考据：在一封写于1949年的信中，穆旦写道：“骂我的话看来，只要他们有一天得势，我是一定要受他们‘训练’的。我实在想写一些鲁迅杂文式的诗，把他们也反扫荡一下。”

1949年9月，穆旦抵达美国旧金山，研究文学批评、俄文和俄国文学。据同班同学回忆，穆旦的俄语阅读能力超过大部分学生，老师经常让他在课堂上做俄语阅读示范。他在美生活至1953年，归国后，他将大量精力投入在翻译之中，仅仅1953到1958年，穆旦就翻译出版了25种译著，其中包括普希金的诗集、苏联的文艺理论著作《文学原理》。只可惜，穆旦的余生充满了苦涩，至今读之仍让人叹息。易彬在这本传记里也详细地记述了穆旦的后半生，没有回避那段混乱的岁月。

一个敏感的人如何适应时代的巨变？这是《穆旦传》后半部分为读者呈现的。因此与前半部分相比，它的基调更加苍凉、婉转、沉重。这样的心绪，多少寄托于穆旦于1976年3月所作的《智慧之歌》，开篇写道：“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

在穆旦晚年的诗歌里，有三个重要的意象：坟墓、电灯与花蔟。“坟墓”是死亡的载体，是生命走向消亡的句号，弥漫着悲凉的气息。电灯与花蔟则寄托着诗人闪存的希望，直到晚年，哪怕经历重重打击，穆旦仍鼓励自己不要气馁，他以文字劳动者的身份要求自己，身上罕有倨傲和虚无。他在诗歌《停电之夜》（后修改为《停电之后》）中写道：“可是突然，黑暗击败一切，/美好的世界消失、失踪。/但我点起小小的蜡烛，/把我的室内又照得光明；/继续工作，也毫不气馁……/小小的烛台还摆在桌上。/我细看它，不但耗尽了油，/而且残留的泪挂在两旁：/那是一滴又一滴的晶体，/重重叠叠，好似花蔟一样。”

在穆旦短暂的一生中最为温暖的色调，除了那些创作，大概要数他与妻子周与良相处的时光。他们初相识于聚会，1946年夏在留学考试考场重逢，之后他们经常在女青年会客厅聊天，在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各类书店闲逛，穆旦给周与良讲他如何从缅甸九死一生抵达印度，周与良对他的印象是“对母亲非常孝顺，对姐妹感情很深，责任心强，只是看上去沉默寡言，不易接近，相处久了，感觉他很热情，能体贴人……写诗很有见解，人也漂亮”。二人先后赴美留学，1949年年底在美国的杰克逊维尔结婚，1953年共同回国，之后一直风雨同舟，相濡以沫。

在穆旦写给周与良的诗句里，我最喜欢其中一首四行诗,它的结尾是：“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