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甲午战争结束，大清惨败给日本后，中国一直以一种复杂的心态看待一衣带水的日本，甲午战争以前，入主中原的王朝哪个不是天下的霸主，周边的朝鲜，越南，日本哪个不称臣纳贡，以中原王朝为尊？如今曾经的弟中弟——日本竟然狠狠打趴了曾经的大哥，两国实力和地位发生逆转，甚至日本也能像西方列强一样狠狠的在大清身上咬下一口肉。

这个国家的起点可是和中国差不多，日本实行明治维新的时间比洋务运动还晚，这样一个基础、起点都不如大清的国家，短短几年内就能崛起的如此之迅速，似乎也是在昭示一种可能，是不是把日本富国强兵那一套学下来，中国就有救了，如此一来，学习日本的成功之路就是那些希望振兴中华之人想要寻找的对象，就这样无数仁人志士前往日本踏上了求学之路。

进入20世纪后随着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鼓励留洋，并派出大量官派留学生，由于日本和中国文化国情相似，且距离较近，留学成本相对较低，因而去日本成为当时中国学生最热门的留学目的地，留日学生从1895年的13人猛增到1905年的8000人，甚至连末代状元刘春霖都进了日本法政大学求学，这还只是官派留学生，如果算上自费留日的学生，在日求学的中国学生数量将达到上万人。

本来清政府的想法是让这些海外学子学成归来建设祖国，没想到他们出去不光学到了一肚子知识，还学会了满脑子的反清思想，当时全世界正值民族主义思想风起云涌之际，清政府搞的“满汉分离“”满汉矛盾”等等问题，被以汉人为主的留学生认为是阻碍中国发展富强的关键，既然留学生们认为满清是中国积弱积贫，屡战屡败的结症所在，所以解决的唯一办法，就只有推翻满清统治。如果光是思想上反清还则罢了，这些留学生都是年轻人，热血方刚敢想敢做，不少人在接受革命思想后，就秘密潜回国发动起义，比如1904年，留日学生陈天华和黄兴、宋教仁就在长沙创立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到江西策动军队起义。不久起义失败清政府下发海捕文书，这些留日学生不得不再次东渡日本，寻求庇护。

眼瞅着，留日学生里面“吃大清饭，砸大清锅”的事情一多，在清政府眼里日本就不再是大清未来人才培训基地，而是反贼的活动窝点。尤其是1905年夏天，清政府眼里的“天字第一号”反贼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此时孙中山已经搞了十年革命，被清政府视作最为头疼的眼中钉，当然了，在反清人士的眼里，这孙中山就是图腾偶像一般的存在。孙中山到达日本后，先后和黄兴、宋教仁、汪精卫等人见面，并宣布成立同盟会，这条消息传到留日学生耳朵里顿时引发轰动，参加同盟会在几个学生在留日学生聚居地举行演讲，每一场都是万人空巷、人满为患。如此大事必然引起清政府的恐慌，当时的驻日公使杨枢就向慈禧太后打报告说：“学生之赴会听讲者，日逾千人，至为可惧”。

眼瞅着盘踞在日本的反贼团伙越做越大，越做越强，留日学生都快被反贼收编包圆了，此时的清政府再也坐不住了，意识到了留学生实在是太有必要管一管了，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就给中央朝廷上书，说这些留学生年幼无知，容易被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所蛊惑，所以应该明确章程，对这些乱学东西的留学生该惩戒的惩戒，该劝说的劝说。获得朝廷首肯之后，张之洞就开始着手准备这些工作。可毕竟那些留学生身在海外，天高皇帝远，清政府再怎么管事也没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约束，万一管的太宽了干预了日本内政，引发国际事件就麻烦了，因而张之洞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商量，一块订立《约束留学生章程》，要求日本政府帮助清国“管一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日本人欣然应允。

从严格意义上讲，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法监管留学生，也属于干涉日本内政，那为啥日本人心甘情愿帮这个忙呢？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1904年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的利益，在中国的土地上打响了日俄战争，1905年9月两国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日本获胜。俄国让出东三省南部的势力范围由日本接管，接下来日本在东北的具体利益就需要和清朝谈判解决了，日本政府答应帮清政府管留学生，其实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向清政府适当示好，以便在东三省善后谈判事宜中，以条约的形式攫取一些殖民权益。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清朝留学生大量涌入导致日本的野鸡学校泛滥，破坏了学习秩序。那个时候中国去日本的留学生，很多人并没有咱们想象中具有高贵的品格。很多在国内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去日本私人办的“野鸡学校”学习就是镀个金而已。去留学了以后也不好好学习，整天在同乡圈子里混，终日在酒楼、妓院里游荡，耽于酒色，旷课成风，在那里呆半年就能混来一本毕业证，有的人甚至毕业时连日语都说不利索。鲁迅就曾经回忆过他在日本留学时的情景，在那里他看不惯清朝留学生那种花天酒地，不学无术的生活，于1904年来到仙台，在那里专心于医学的学习。清朝留学生这样的学风，已经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的教学，就算是清朝不提出申请，日本人也希望整顿一番。

于是日本政府在征得驻日公使杨枢的同意后，在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份叫做《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里面相当多的条文都是约束日本野鸡学校的，另外还有几条关于留学生的规定，比如学生办理就读需要清政府的介绍信；办转学、退学、在外租房子需要征得大清公使馆的同意；被开除的学生其他学校不许录取等等，这些规定的出台可以想见，对那些海外革命团体的活动是一个极大的限制。可以说日本出台这个《规程》，就是为了讨好清政府，帮助清政府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他们被革命党策反。

这个章程出台后，立刻在留学生群体中引发轩然大波，他们所声讨的倒不是清政府的残酷迫害，而是声讨日本人“辱华”行为，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新闻、拟定标题的时候，或许为了吸引读者，或许出于排版原因，总之日本报纸简化了一个新闻标题，把原来的标题简化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其中，“取缔”二字十分刺眼，在日语当中，“取缔规则”的意思是“管理规定”。日语里面的“取缔”两个汉字，并非汉语意义上的“取缔”，而是“管理”的意思。今天日本企业里面有一个“取缔役”的职务，翻译成汉语就念作“董事长”。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解。

可是当时在日本的许多留学生，他们不学无术，吊儿郎当，日语学得并不精，直接把日语的“取缔”理解成了汉语的“取缔”，换言之，他们是把“管理”错误地理解成“开除”或者是“取消”。再加上当时通讯设备不发达，经过留日学生群体口耳相传，一时间“日本政府开除全部中国留学生”的传言不胫而走。

此时的同盟会立足日本已经几个月，并发展出数量众多的留学生会员，他们听说要被开除的消息后，就聚集在同盟会门下准备做下一步打算。而这个时候，同盟会最有分量的两个人孙中山、黄兴都不在日本，孙中山去了东南亚筹集募捐，黄兴则经香港回到中国策动起义。因此，同盟会在东京的事务，实际上是由宋教仁在打理。此时同盟会内部对于这场斗争有着不同的意见。

在同盟会内部人群中，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是保守派，他们好不容易在此发展了这么多会员，不忍革命事业半路崩殂，因而主张忍辱负重，孙中山也担心这批革命派的留日学生回国之后，会被清政府一网打尽，于是在东南亚通知汪精卫办了一个叫做“维持会”的组织，规劝留学生不要听风就是雨，跟风回国、尽快回归课堂、恢复学业。不过这样的行为注定会引发激进派的反对，宋教仁、秋瑾等为首的多数，则是“激进派”，主张坚决反抗，甚至不惜退学回国。

当时一些激进派留学生更是组成了“纠察队”，带上棍棒武器满东京跑，看到清朝留学生就威胁他们：“你回不回国？”说“不回国”的，立即群起围殴之。两派激烈辩争，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再加上没有孙中山、黄兴的出面摆平，使得双方每次辩论都不欢而散。一些更激进的同盟会留学生，在更激进的成员，也是革命党之一的胡瑛的安排下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公开和“维持会”叫板。这个“联合会”甚至私设法庭、将那些反对回国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一些同盟会成员缺席判处死刑。当然，他们没敢实际执行，毕竟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法治之地，联合会但凡敢制裁维持会，就会受到更大的制裁。

同盟会上层都内斗的如此激烈，下面的小弟们更是闹得一塌糊涂，这种窝里斗的行径落在日本人眼里，惯于蔑视“清国人”的日本人不免幸灾乐祸，在报纸上大肆渲染，讥笑中国留学生是一群“乌合之众”，并恶毒地咒骂中国留学生是“放纵卑劣”的一群人。事情发展至此，就到了整个事件的高潮：1905年12月8号，时年30岁，写下《警世钟》《猛回头》的革命作家陈天华愤而留下一纸万余言的《绝命书》，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以期唤醒同胞。在遗书中他明确提到，他是看到同盟会内部的内斗，以及日本人的幸灾乐祸后，深感绝望才愤而自杀，和日本出台的《取缔规程》没有关系。

可惜陈天华的死没有化解掉同盟会内部的矛盾，反而引发更大的分裂，一些激进分子纷纷回国，比如女革命家“鉴湖女侠”秋瑾就是在这次风潮中，与数百留学生一起，登轮回国，到家乡闹革命。留下的学生经过协商，认为现在继续闹下去只会被日本人看笑话，现在形势下最好的做法应该是保持冷静继续学习，以图日后的机会，就这样1906年1月初，在日留学生重新复课，这场“取缔留学生”的风波才宣告平息。

1905年的这场“取缔留学生”风波，应该说是场彻头彻尾的误会，然而这个误会并没有让留学生们团结一致，反而陷入了“亲者痛，仇者快”的内斗中。其实在政治运动尤其是在群众运动中，由于在宣传时容易受到一些争议问题甚至是虚假信息的误导，团体内部特别容易出现极端化倾向，比如联合会私设法庭审判胡汉民、汪精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陈天华曾在绝笔中写下：“近来青年误解自由，以不服从规则、违抗尊长为能，以爱国自饰，而先牺牲一切私德。”在120年后的今天，像陈天华说的那样，把鲁莽当勇气，把放纵当自由，认为爱国可以牺牲掉一切的人，如今依旧大有人在。

其实，看不管是100多年前的“取缔留日学生”的闹剧，还是发生在哈佛学生声援恐怖分子哈马斯的行为，都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些个青年学生群体普遍易怒、冲动，还没搞清楚事情原委就上头喊打喊杀。要是从人体发育学角度来说，人类在25岁以前，人的大脑还没有发育成熟，导致青年人极易被情绪左右，做事也富有攻击性。要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时候的青年极其需要“认同感”和“归属感”，一旦加入某个群体，通过煽动性言论或者观点的影响，青年们就会用自己激进言行获取归属感，比如刚才提到的留日学生中的“纠察队”现象。如此一来，青年群体就很容易走向极端化。

如何避免这些躁动不安的青年们走向极端，这时候不仅考验青年们自己的修养水平，更得考验学校和导师平常的教育水准了。其实要是把这些学生纠正过来也不是太难，毕竟像哈佛大学里面这些支持哈马斯的学生，主要是生活的太优越了，从小在蜜罐里泡大的，对这个世界的黑暗面没有一点数。既然他们如此炽热的支持哈马斯，倒不如遂了他们所愿，别在美国校园里搞声援哈马斯的行为艺术了，直接把他们送到哈马斯活动的加沙，估计半天就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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