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慈善联合会

3月到来，全国两会拉开帷幕，来自各地各界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肩负百姓重托，齐聚首都，共商国是。让我们来看看两会上关于公益慈善都有哪些热点，一起听听他们的公益慈善声音。

脱贫攻坚

张桂平：民营企业应在精准扶贫中发挥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苏宁环球集团董事长）

张桂平建议，一是要完善民营企业的捐赠管理，建立促进精准扶贫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二是要做好民营企业与精准扶贫慈善组织和慈善需求对接，促进民营企业与贫困地区慈善组织开展长期、多样、有效合作；三是要发挥民营企业党委带头作用，加快民营企业扶贫人才队伍建设；四是，要大力宣传扶贫救助的典型，扩大社会影响力。他还建议要落实民营企业精准扶贫捐赠优惠政策。

成龙：2019年将继续助力“脱贫攻坚战”

（全国政协委员、演员）

成龙接受采访时简单介绍了今年带来的提案：“继续扶贫，去年我们做的还不错”。 2018年由成龙发起，电影频道组织，李冰冰、陈坤、周迅、黄渤、吴京等百位明星参与的#脱贫攻坚战星光行动#前往全国近30个贫困县展开调研，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助力当地的扶贫工作。

海霞：推广普通话助力脱贫攻坚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

海霞表示，之所以有些贫困地区的青壮年农牧民等学不好、讲不好普通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好的语言老师。为解决这个问题，去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会集了三大台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给中小学的语文课本录制了标准的普通话示范诵读，同时她也邀请了一些专家级的语言老师给孩子们录制经典古诗文音频、故事、童谣，等等，并把这些音频送给孩子们。

海霞表示，未来，像5G这样的高科技将对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将带来非常大的帮助。“设想一下，在VR场景下面，早晨播音员主持人带着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孩子一起早读，晚上孩子们在晚安故事中入梦，尽管远隔万里，但我们可以跟全国各地孩子面对面交流学习，一起背唐诗做游戏。”海霞表示，“相信有了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普及，各民族的孩子才能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刘延云：让民营企业在脱贫攻坚事业中更加担当有为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总商会副会长，千喜鹤、禧云国际董事长）

如何让民营企业在脱贫攻坚事业中更加担当有为？刘延云建议，从政策层面，进一步为参与脱贫攻坚事业的民营企业给予更优惠的政策，通过政策吸引、政策支持、政策导向，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事业。他介绍道，在河北省隆化县建设产业扶贫项目——养牛场及配套设施时，曾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企业提供了融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保证了扶贫项目的顺利实施。

“建议各级政府应想方设法对参与扶贫的民营企业加大支持力度，打造政府企业共同体，让这些企业在当地发展得更好、更快、更大，让企业参与扶贫的信心更加坚定，从而更好地带动当地产业和经济发展。在服务企业上进一步加大力度，帮助参与扶贫的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刘延云说，比如，发展订单农业，渠道在企业手里，补贴在政府手里，经营在合作社手里，土地在农户手里，如果前期政府不加大统筹和扶持力度，多个环节的多个具体问题都可能最终影响订单种植落地。

此外，刘延云建议在合力培养农业合作社带头人上进一步加大力度，共同打造精准扶贫的主力军。

乡村振兴

 张近东：乡村振兴需发挥平台优势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

张近东建议，政府应统筹资源，更好发挥电商企业平台优势，形成政府、社会力量、农户三方联动、形成合力，着力加强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力度，推动农业产业化、农品品牌化、农人专业化，进一步完善长效扶贫机制，巩固脱贫成果。

张近东提出并实施的“一二三四五”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战略架构。一个目标是聚焦乡村振兴，聚力精准扶贫；二轮驱动是输血造血结合，线上线下联动；三化兴农是农业产业化、农品品牌化、农人专业化；四扶脱贫是教育扶贫、就业扶贫、产业扶贫、捐资扶贫；五当落地是投资在当地、纳税在当地、就业在当地、服务在当地、造福在当地。在张近东看来，精准扶贫不仅是一项长期的工程，而且要努力实现农村地区从“输血到造血”的扶贫思路转变。

马立群：以文化建设助推乡村振兴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黑龙江省委会主委）

“制定文化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年度工作目标和分类指导实施意见，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推进，互促互动、共同发展；加强乡村文化组织领导，健全文化机构；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目标责任考核。”马立群建议创新管理，扩大投入，加快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要确保文化事业经费的预算增长不低于当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并为乡镇文化站、村文体活动室及室外健身场所等设施的建设、运作提供资金保障；采取政府购买、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等政策措施，支持包括文化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类文化机构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等。

慈善行业

张本才：建议对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给予立法解释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

张本才说，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全国正式实施一年多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在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实践中，由于社会各界对于检察机关履行公益诉讼职能的具体范围，即对法律条文中的“等”字，应做“等”内或“等”外解释的问题存在较大分歧。

张本才建议，为进一步推动完善我国检察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建设，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作“等”外立法解释。“等”字是立法中常见的一个立法技术问题，从大量的法律条文来看，涉及“等”字既可以作“等”内解释，也可作“等”外解释，关键看是否有利于公民权益保障、是否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管理。

沈南鹏：激励社会力量参与推动基础科研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

“2011年到2017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从411.8亿元增长到920亿元，增长了123.4%，但其中90%左右来自政府财政投入，社会力量投入占比甚微。”沈南鹏呼吁，应激励社会力量参与共同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发展。

沈南鹏说，“社会捐赠中用于基础科研的比例偏低，2017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额中用于基础科研的资金比例还不足1%。”他建议，提高个人和企业捐赠于基础科研领域的税收优惠程度，引导更多捐赠资金进入基础科研领域，尤其是可对国家重点扶持的科研领域给予更大的优惠力度。要调整个人捐赠的免税制度，以此提升个人捐赠意愿。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对个人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额度给予限定，当年个人捐赠超过应纳所得额30%的部分不享受税收优惠，且无法结转到下一年度享受优惠，从而导致捐赠人降低捐赠额度或施捐境外。可参考国外做法，准予个人捐赠超额部分结转到未来若干年。

刘伟：推动人工智能和慈善民生的“跨界合作”

（全国政协委员、佳都集团董事长）

“若人工智能技术能进一步深入慈善民生领域，以科技力量对社会问题进行改善，新技术将更有变革性，对公益事业和具体的被救助者都意义深远。”刘伟认为，人工智能和慈善民生的“跨界合作”能够激发更多有益于社会的创新，带来更好的社会治理模式。但前提是，政府在引导民间资本主导人工智能项目快速发展的同时，应积极履行监管和调控职能，推动其以慈善民生需求为导向。

刘伟建议，政府落实支持政策、加强工作指导、做好慈善需求对接、完善扶持和激励措施。引导科技创新型积极开展技术捐赠和平台支持，将大数据、区块链、云技术等先进技术与慈善相结合。扶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的AI技术企业。“让科技聚焦于慈善，不仅可以助推慈善事业的发展，也将促进科技发展。”

此外，刘伟还建议，搭建一个民政部牵头的AI技术平台，提供开放AI技术给各个慈善组织使用。他指出，传统的慈善组织，在慈善公益事业上往往采取传统的方式，并且不存在科技创新与自主研发技术的职能。因此，政府可以打造整体人工智能开放生态，让民间慈善组织更好、更快速地使用、应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去进行慈善公益事业。 

王军：检察公益诉讼要做到“民有所呼、必有所应”

（全国人大代表、黑河中昌科技公司总经理）

“公益诉讼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要持续性地去做，就需要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去指引。”王军建议检察机关要认真总结公益诉讼工作中好的经验做法，要注重典型案例宣传，形成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

王军还指出，公益诉讼工作最终要服务群众，贴近民生，要关注群众利益。食品药品安全、经济适用房建设无资质等都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一些职能部门不作为，导致人民群众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检察机关可以发挥职能作用，从源头入手，跟进监督，为人民群众解决社会热点、难点问题。

丁元竹：推动社区治理 培育社区工作者是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慈联会员）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和重点，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社区共同体的打造最终依靠的是居民积极参与，在此基础上就会形成社区精神和社区的核心价值。这些年活跃在社区的公益部门、企业很多，提出了很多解决社区社会活动的办法和方案，诸如“社会企业”“公益孵化器”“社会企业家”，这些探索都非常有必要，也是新形势下，我国社区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些活动中，培育熟悉社区生活的社区工作者是关键之一。

张晓北：用自己的所学所长 搭建互联网+公益平台

（全国人大代表）

张晓北认为，“媒体人，应该主动搭建一个互联网＋的公益平台，在这个公益平台上用我们的所学所长做一些经典篇目的朗诵，把这个文创产品搬到课堂里面来。”

何健忠:希望在全国推广“公益邮路”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江苏省泰兴市分公司城区分局局长、江平路支局局长）

何健忠说,为更好地履行检察职能并发挥邮路资源，结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职务犯罪侦防职能转隶，2018年，泰兴市检察机关与邮政部门重新定位思考、转型升级,在“预防邮路”的基础上,再次携手打造“公益邮路”，实现检察保护与邮政工作的深度融合。

何健忠认为，检察机关与邮政部门打造的“公益邮路”可以进一步发挥邮政人员走千家进万户的优势，收集危害生态环境资源等方面的案件线索；可以发挥邮政人员对乡村工作熟悉的特点,发现“村霸”“乡霸”等犯罪线索后，协助检察机关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还可以收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线索，着力推动检察机关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等专项行动。 

儿童

农工党中央呼吁改善自闭症儿童及家庭社会状况

（农工党中央）

在农工党中央看来，自闭症可能是基因遗传性疾病，因此需从根源预防，如避免近亲结婚、加强孕期产检、基因检测等。完善早期发现及诊断体系也十分必要，通过早期识别、筛查与监测策略、运用评估工具和调查表进行早期诊断、对3岁以下自闭症儿童进行超早期干预，有效提高其综合能力或减轻核心症状。

在此基础上，农工党中央建议完善各个环节并延伸至产前维护，对妇科医生和妇幼保健护士进行培训，提高早期发现和诊断率，尽早进行康复训练。

他们还提出在高校增设特教专业。2013年3月，教育部发布4号文件，决定在本科专业目录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教育康复学”。截止到2017年，全国仅6所高校设立此专业，培养层次也多以本科为主，高层次人才较少，急需加大高校培养专业自闭症康复人才的力度。

农工党在调研中还了解到，目前我国康复机构中公立自闭症幼儿园费用低、有补助，但所容患儿数量有限，占比较少，而一些私立幼儿园费用很高，患儿家庭很难承受。农工党认为应加大政策扶助力度，增建更多的康复训练机构。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关爱自闭症儿童。

翟美卿：关注农村儿童心理健康 启动儿童心理辅导项目

（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总裁）

翟美卿建议：一、加大力度推动农村地区学校积极开展常态化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明确机构配置及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在农村学校工作评价中的权重，采取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并建立监督管理机制，指导监督学校开展常态化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农村专职心理教师的专业水平，为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平台;二、加大对农村心理健康教育专项经费拨款，区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标准，加大农村经费投入，年生均心理健康教育经费不低于一定(统一)标准，纳入学校年度经费预算;三、倡导社会慈善力量参与农村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加快孵化培育儿童心理服务志愿组织，通过鼓励和引导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公益慈善、志愿服务、公益创投等方式支持志愿服务组织实施农村儿童心理健康服务项目。建立健全农村学校、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联动机制，加快形成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协同参与乡村儿童心理健康保护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翟美卿不仅为农村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建言，更身体力行的付诸行动。2018年，翟美卿创建的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启动了香江乡村儿童心理辅导项目。目前，项目团队已经完成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图书室援建学校的调研，并已经在广东河源连平一小落地实施，接下来会把这个项目推广到更多爱心图书室所在学校，希望通过爱心图书室的网络，把这个项目覆盖到全省、乃至全国。这是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从物质帮扶到精神帮扶、文化帮扶的一次重要转变和慈善创新。翟美卿表示，希望更多企业家和爱心人士一起参与其中，为乡村儿童提供更多心理辅导和公益服务。

俞敏洪：国家社会合力 尽快消除城乡儿童阅读鸿沟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俞敏洪建议国家设立专项经费支持，在贫困地区建设乡村学校图书馆（室），确保每所学校至少有一个可供学生阅读课外书的场所。除按照教育部《中小学生分级阅读指导目录》、《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配置基本图书外，尽可能丰富适合儿童阅读的图书品类，保证一定的生均图书数量，弥补城乡儿童阅读“鸿沟”。

“在我国中小学尤其是贫困乡村地区开设课外阅读课程，由专门的阅读指导教师，指导儿童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和技巧，从小培养阅读的兴趣，提高阅读的品味，养成阅读的习惯，提升阅读的能力。”俞敏洪一句轻描淡写的背后，却折射出千钧之力。

代表委员呼吁关注留守儿童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雕塑家许鸿飞；全国人大代表李小琴）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雕塑家许鸿飞表示，中国地方大，留守儿童很多。全社会都应关爱他们。帮助留守儿童，不只是物质层面，更多应关心他们的心灵健康。和他们平等地聊天、讲故事、讲外面的世界；给他们鼓励和关怀，给他们榜样和梦想；点燃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望。

全国人大代表李小琴建议，国家一方面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让农民在家门口致富；一方面逐步解决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从根本上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同时建立留守儿童关爱工作机制，由学校统一建立留守儿童档案，政府牵头，共青团、妇联以及村委会等共同构建留守儿童教育和监护体系，落实留守儿童的关爱责任，保证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张宝艳:建议增设专业救助机构帮助受虐待儿童

（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

“我觉得针对一些暴力的家长可以剥夺监护权，或者让别人监护，以此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张宝艳表示，公益组织救助这些受虐待儿童时，由于缺少合法正规性，希望幼儿园老师、学校、居委会、医院发现孩子有被虐待的伤痕，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让这些孩子得到救治。

“希望有临时监管部门对遭受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进行保护。”张宝艳建议，学校应该开设相应的课程，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当这类事件发生后，希望增设专业救助机构及时救助这些受虐待的孩子。

方燕:修改收养法鼓励收养残疾儿童

（全国人大代表）

方燕建议，应当鼓励并引导国内家庭收养病残儿童，为此类家庭提供相应的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社会福利机构向此类家庭提供相应的辅导和帮助。基层机构可以对收养家庭进行定期检查、评估，对于可能存在虐待、忽视、侵害未成年人的家庭以及其他可能符合被收养条件的未成年人进行监督。同时，鼓励全民监督，学校、幼儿园、医院、警察等一旦发现被收养人可能被侵害、虐待的，应当立即向主管机构报告，将特定机构、个人的报告义务法定化，对知情不报者追究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在纠错机制上，方燕还建议针对遭受虐待、侵害的被收养人，应当简化诉讼解除收养关系的程序，缩短诉讼期限。

赵皖平：建议网络游戏立法，防止暴力色情危害儿童健康成长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

赵皖平建议网络游戏立法，防止暴力色情危害儿童健康成长，分类分级严格管控网络视频。“现在电影就有分级，十八岁未成年人以下，这在美国和欧洲都是很通行的，但现在网络的影响力远比电影大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为什么电影有分级而网络没有？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三四岁小孩都有手机、都会上网。所以网络的影响力太大了，如果国家在立法没有有所建树、有所作为，那么就是一种缺失，而且是不应该有的缺失，这种缺失将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未来、我们民族的未来，所以尽我们一个代表应尽的责任，去呼吁和推动制度完善。”赵皖平表示。

教育

施一公：西湖大学创校两年收到近万人捐赠

（全国政协委员、西湖大学校长）

施一公表示，过去一年他和很多同事在全力以赴创办西湖大学，这是一所社会力量主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大学，“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过去两年，西湖大学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6000多份申请，择优聘用了近百位世界级科学家，80%以上是中国自己培养、输送出去的优质学子。施一公透露，西湖大学创校两年以来，已经收到社会近万人的慷慨捐赠。他举例说，常年居住在南美洲法属圭亚那的温州华侨周先生辗转33个小时，取道巴黎，来到杭州，给我们递上了一份当地33位华侨华人的捐赠。周先生告诉施一公：“我们是离祖国最远的华夏炎黄子孙，但是我们希望祖国强大，科教兴国。”

黄绮：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处置呼唤

（全国政协委员）

黄绮表示，为了减少校园欺凌事件和行为的发生，教育部、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分别于2016年和2017年联合印发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和《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

“这些文件的出发点很好，但由于这些通知、指导意见或者治理方案，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低，内容主要针对的是相关工作部门的做法和职责，对校园欺凌者的惩戒措施规定得柔性、笼统而宽泛，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威慑性，校园欺凌事件并未因此而减少。”黄绮说。

为此，黄绮建议：首先，应尽快在国家层面针对校园欺凌制定相关立法，将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纳入法治轨道，使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有法可依；其次，通过立法对校园欺凌从定义到处置做出规范性规定，让校园欺凌走上依法治理的轨道；再次，校园欺凌的治理，需要让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贯穿少年审判工作各个环节。针对校园欺凌、校园暴力等，情节较轻的，应当依法尽量给予最大限度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对犯罪性质和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必须坚决依法予以惩处；最后，校园欺凌的行为主体发生在学生之间，但治理的职能主体却包含了家庭、学校、社会及政府机构。

张咏梅：教育扶贫讲精准也要讲尊重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党委书记）

张咏梅认为，教育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更要精准化。这种精准化不单单是建学校让贫困孩子有学上，送教师让孩子们享受优质教育，更要想方设法树立孩子们的信心，让他们在感受关爱的同时，热爱家乡，热爱生活，有尊严地接受帮助。

张咏梅认为，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教育扶贫既可扶知，又可扶智，还能扶志，是最具有持续效力，也是从根本上斩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精准扶贫举措。在具体的帮扶措施上，张咏梅建议，加强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工作，大力推进“互联网+教育扶贫”，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将名校的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贫困地区，让贫困地区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资源”；有关部门对试点名校教师与落后地区教师同时备课、磨课、同课异构、试卷命题、作业精编等教学共享行为要积极提供技术和财力支持。

医疗

胡静林：让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进入医保

（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

胡静林表示，今年的任务，中央已经明确，就是要把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首先，要改革现行的医保目录管理办法，建立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同时要启动2019年目录调整工作，预计这项工作9月份完成。目录调整需要按照保基本的要求，重点考虑癌症和罕见病等重大疾病用药，慢性疾病用药和儿童疾病用药，这些药都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

温思美：推动登记器官捐献，传递“生命的礼物”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原副主席）

随着近年来宣传力度的加强，有器官捐献意愿的人越来越多。为此，建议以倡导登记器官捐献意愿为切入点，进一步提高公民对器官捐献的认可及支持程度。温思美认为，可以参照欧美国家的成功经验，试行申领驾照时登记器官捐献意愿。在申领驾照时提供一份公民器官捐献意愿登记表，驾照申领者自愿决定，若不幸意外遭遇车祸身亡时，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造福社会。器官捐献意愿登记表除相关部门如当地交警部门、卫生部门、红十字会等备份存档外，其意愿也要体现在最终颁发给驾驶员的驾照上，例如以“意愿登记卡”的形式。当家属意愿与逝世驾驶员生前意愿不符，经宣传、讲解后若家属仍不愿意捐献逝世驾驶员遗体或器官，应当尊重家属意愿，不得获取逝世驾驶员的任何组织或器官。

温思美表示，试点从特定人群开始倡导登记器官捐献意愿，号召军人、医护人员、公务员等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同时进行广泛宣传，在社会上起榜样作用和示范效应，向公民普及器官捐献的重要意义和社会价值，传递奉献的价值观，提高自愿捐献的意识。

环保

徐建国：生态保护要与脱贫攻坚并行

（全国政协委员）

徐建国长期从事旅游行业投资，对生态保护更加关注，也让他对如何将湿地保护与湿地旅游开发发展实现有机结合有了更多思考。“湿地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之一，也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在保证生态第一的前提下，将湿地保护与湿地旅游发展有机结合，可以为游客和居民提供休憩空间，同时有利于加强湿地教育，提升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是探索湿地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徐建国说。

同时，如何将农村生态保护与扶贫有机结合成为了他考虑的一大课题，“我正在考虑如何通过推动农村生物产业发展带动可持续脱贫。这涉及几个方面：解决农村生物产业发展融资难成为关键；同时还需要加强农村金融担保机构和评估机构建设；此外还要加快提升涉农方面银行金融产品设计和落地。”徐建国说。

李和跃：《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兼顾生态保护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吉林省委副主委）

李和跃认为，全国自然保护区普遍是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也普遍是老少边穷地区。大部分自然保护区只是把核心区的住户迁出，缓冲区的住户普遍没有迁出。“按照条例规定，缓冲区的居民多数行为都被禁止。老百姓在实验区也不能放牧、捕捞、采药。无法谋求更好的生活。”

“目前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强调保护，但一定程度限制了绿色发展。”在李和跃看来，绿水青山要转化为金山银山，需要以绿色产业为支撑，通过绿色发展来实现。“建议尽快研究，启动修订，促进我国实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协调统一。”

印萍：科研司法互动 建立国家海洋环保公益诉讼服务平台

（全国人大代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我国有很多从事公益性科研工作的事业性单位，具体从事海洋环境生态研究的单位就包括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所属的科研调查单位，中科院和教育部的很多科研力量也会开展相关的工作。印萍表示，他们本就是公益性事业单位，做这些技术支持不会涉及资金问题，不会给国家增添负担。

印萍说，此前他们在做调研过程中发现过一些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问题，但因为不熟悉司法反映渠道，大多数线索只能随着调研成果以项目报告或论文的形式反映出来。

“这需要很长时间，可能这个报告或者论文要等五年以后项目结束了才能体现出来，但已时过境迁、为时已晚。要知道，有些问题是正在发生的，需要马上处理。”印萍认为，如果国家能够设立科研机构和司法机关的公益诉讼互动平台，就能迅速办理这些刚刚发生的案件，会更及时有效地保护我国海洋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