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判断涉案警察的行为性质，应当从案件情节中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对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是故意还是过失，以及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是否是由犯罪人的行为直接导致的。因为在滥用职权罪中，犯罪人主观上不存在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故意，犯罪人行为也不会直接导致死亡的结果。

根据已经曝光的案情细节，执法人员对被害人周秀云进行殴打谩骂，让她在温度低至零下十度到三度的室外躺了一个小时。种种恶劣的行为，已经说明犯罪人对被害人的死亡至少存在放任的心态，即间接故意，而这种故意最终导致了周秀云死亡的结果。因此，刘磊律师个人也同意律师联名信中的观点，认为该事件是一起故意伤害致死的犯罪，应当依法严惩。

在司法实践中，某类社会群体针对某个案件，公开发表联名信，表达自己对案件看法及共同诉求的行为数见不鲜。如在轰动一时的复旦投毒案中，就有百余名被告人的同学向法院出具联名信，要求不要对被告人判处死刑。而作为专业人员，律师群体的联名信是否具有特殊意义与影响呢？

刘磊认为，在该事件中，律师作为职业法律工作者，针对检察院立案侦查的罪名出具联名信，是出于维护正义、崇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从提倡法治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律师行为可以从职业角度引导社会舆论导向，使公众对事件作出正确判断，并从法律角度阐述该事件的恶劣影响，进而为社会敲响警钟。出具联名信是律师表达观点的自由，也是律师职业影响力的体现。

但是，法治社会，当以法为据。我国刑事诉讼遵循司法独立原则，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行使审判权，任何个人或群体的意志都不能干涉法官的审判活动。因此，在司法层面，律师的联名信和其他群体的联名信一样，是观点和诉求的表达，但不能左右案件结果，也不能影响法官依法判决，更不能因此而违背法律。

“该事件说明，在现实中仍然存在部分公职人员漠视法律的现象，法治社会任重道远。”刘磊说。必须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与制度，规范执法人员的行为，让公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此外，社会底层人员法律意识较为淡薄，不懂得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应当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普法教育工作，让他们了解维护自身利益的渠道与方法，避免出现不理智行为，导致难以预计的后果。还应当从法律上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让他们能够在遇到困难时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与救济，以免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