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废墟热”引发的思考

手机信号在进入隧道不到十分钟就消失了……

我盯着“No Service（没有服务）”的字样看了半晌，确定也不会有变化，记了一下时间：2018年5月3日19：47——我和头顶上人类世界的最后一丝连接也消失了……

——潘然《废墟美国——北美铁锈地带行思录》

以上这段文字分享的是一种叫作“城市废墟探索”的活动，该活动在20世纪70到90年代起源于西方，2000年前后传入中国，发展成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与大多数旅游打卡行为不同，废墟探索者们瞄准的是废弃厂房、游乐园、烂尾楼、防空洞等场所。这些普通人避之不及的场所，却让废墟探索者们心向往之。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探索经历和影像，结成趣缘群体，继而发展出非正式的规则和组织。这股风潮甚至得到官方响应，北京、上海、中山等地相继将废墟改造为无边界美术馆或文创园区，首钢、上海美国梦幻乐园、石家庄祥云国际烂尾楼等废墟成为当地文旅地标。

废墟，虽然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在崇尚效率、进步、洁净的现代社会，往往会因其残破、废弃、无用遭到主流社会的遗忘甚至禁忌，只有少数精英分子才会面对废墟陷入深思，从中寻找历史痕迹或者提炼艺术价值。正因如此，人们天然认为“废墟”只是历史学、考古学或者文学艺术需要关注的话题，与传播学和媒介研究风马牛不相及。凯特琳（Caitlin DeSilvey）与蒂姆（Tim Edensor）站在2012年的时间节点回望，发现十年前关于20世纪废墟的研究——工业化与废弃、发展与人口减少、冲突与和解的快速循环所产生的结构性影响——仍所见寥寥，而十年后对废弃与衰败空间的学术与文化关注则显著增长，仿佛我们正处在一个当代的“废墟热”（Ruinenlust）时期。在这一背景下，对废墟的研究也开始走出传统的学科边界，“废墟”成为诸多社会科学共同关注的话题。日本人类学者罗安清（Anna Tsing）通过对松茸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废墟作为多物种共生的场所，孕育新生命的可能性。北美人类学者安德莉亚（Andrea L. Simth）和安娜（Anna Eisenstein）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市一个被拆除的移民社区展开了长达六年的民族志研究，展示了废墟与社区记忆、语言和身份之间的关系。这些作品提醒我们，废墟正在从遮蔽变为可见，从精英走向大众，成为理解社会境况的窗口。

在传播学研究中，随着基础设施、媒介考古等新兴领域的兴起，“废墟”的概念开始零星出现在不同的研究中。张磊和贾文斌指出，包括软件和硬件在内的旧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如“数字废墟”般存在，由此入手可以追索社会情感记忆与现代化进程；梁珈绮和黄怡宁将失效数据与废弃硬件并称为“被遗忘的废墟”，提示我们“数字垃圾”具有数字-物质污染的双重维度；曹璞等人从游戏玩家重访“鬼服”的实践中讨论“数字废墟”的时间性；唐宏峰将中国早期网络影评生态中的论坛、博客称为“僵尸媒介”和“数字废墟”。这些研究虽然采用“废墟”的概念对数字时代的各种废弃与遗忘现象作出思考，但尚未将“废墟”作为一种始终伴随人类文明而存在的社会现象给予关注，得出的思考也止于对个别现象的解释。本文站在更长的历史维度，正视媒介与废墟之间一直以来存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以更深刻的视角洞察数字时代形形色色的废墟现象。在此基础上，我们试图超越作为现象的“废墟”，将“废墟”作为所有人工制品和技术物普遍面临的一种状态，挖掘其对数字时代媒介研究所提供的方法论价值。

二、成为废墟：围绕残垣断壁的媒介建构

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将“废墟”定义为“城市、村庄因破坏或灾害后变成的荒凉地方”，按形成原因分为人造废墟和自然废墟：前者由战争、遗弃、拆迁等人为活动引发，后者则由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火山爆发造成。这个定义远不能反映“废墟”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学术概念复杂深刻的内涵。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废墟”像一条若隐若现的暗流，人们一边对它侧目相看、避而不谈，一边又无法抵御它的魅惑，反复受到它的感召。它们代表着过去，却存在于当下；充满衰败、破碎和肮脏，又勾连着过去的美好与历史的辉煌；那些残垣断壁既是人类行为无法抹除的痕迹，又是自然风化和侵蚀的结果；它们是如此具体可感，又常常用来作为反观人类文明的象征和隐喻。诸多的矛盾与暧昧赋予“废墟”特殊的超越性，游离在物质与精神、自然与人文之间，成为新与旧、美与丑交会的场所，也成为无数思想家、艺术家笔下挥之不去的主题。

随着时代的变化，废墟的形态与象征意义也不断变化。西方古典废墟包括修道院、纪念碑、墓碑等，这些废墟出现在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英国“如画风景”绘画流派中，代表了一种衰败、忧郁的美学，表达对时间的流逝与自然力量的感叹，充满对失落文明的怀旧之情。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如画废墟”被蒙上了一层雾蒙蒙的、浑浊的、不光彩的灰尘。此后工业发展一路引吭高歌，现代废墟生产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使得废墟的浪漫主义面貌愈发模糊。

废墟也因文化的差异而展现出多样性，现代以前，西方的石质废墟和古典绘画与东方的木质废墟和怀古诗文一直是两条平行线。19世纪起，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战后废墟、灾难废墟、后社会主义废墟和工业废墟等现代性废墟。二战后的德国“废墟文学”通过描写战后破坏景象，反思人类文明的毁灭与重建。同样，中国当代艺术中对三峡废墟、拆迁废墟的表现，反映了社会变革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在齐美尔（Georg Simmel）看来，建筑是精神的意志和自然斗争获得平衡的结果，而在废墟中，自然那“野蛮的、向下拖拽的、腐蚀的、摇摇欲坠的力量”再次战胜了人类精神。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将事物的毁灭类比为思想的寓言，废墟不仅代表了过去的历史，更成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工具。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前现代或现代，从来就没有一种本质化的废墟存在。在人类创建文明、理解文明、改造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废墟”经历了形态和内涵的持续演变。那些断壁残垣带给人们的经验和想象并非天然自明的，而是文化建构的结果，其意义的生成离不开媒介技术的参与。从文学与绘画，到摄影与电影，再到当代的数字成像与虚拟现实，媒介通过符号化、风景化和奇观化持续塑造着人们观看、感知和理解“废墟”的方式。

（一）符号化

叶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解释了实现符号功能的两种方式：一是指示性符号系统（Denotative Semiotic）。表达层和内容层直接连接，构成最基本的“符号单位”；二是引申性符号系统（Connotative Semiotic）。这是一个二级系统，其表达层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指示性符号系统”，“一个已经完成的符号”作为新的表达形式，被赋予了进一步的“内容”。叶姆斯列夫的符号系统影响了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尤其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他借用引申性符号系统模型，用来说明“神话”（myths）是如何在日常文化中自然化意识形态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绘画或文学传统中，最为著名的废墟形象要数古罗马遗迹，断裂的圆柱拱廊、楼梯、残缺的半身像、坟墓雕塑和拉丁铭文，这些建筑元素直观地指向衰败的帝国废墟。“雕像的碎片、柱子、孤零零的拱门碎片或破损的墙体”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由手势、线条和装饰组成的文字”，指向可读的“废墟”。巫鸿指出，与强调纪念碑性的石质遗迹的西方不同，东方的废墟是“消失了的木质结构所留下的‘空无’”。两千多年前，楚都郢城沦陷，屈原在《怀沙》中写下“曾不知夏之为丘兮”，“丘”（成为空地的遗迹）成为最早的东方废墟符号。

在引申性符号系统中，这些指示符号进一步被文化编码，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和情感意义。“废墟”是西方传统中最持久、最复杂的媒介表征手段之一，在古典诗学与基督教寓言里，倾圮神庙、荒废城垛就被视作“帝国衰落”和末世审判的象征。至18世纪英国“如画美”风格的出现，废墟中自然的粗粝与野蛮被视为对18世纪以来的启蒙理性“园艺化”秩序的修正——它象征着自然对人造艺术的反攻，废墟的“不拘一格、未经加工”使其成为“本真秩序”（genuine order）的根源。这一时期，“废墟”已是视觉艺术惯用的构图母题，其符号内涵指向忧郁情调、宗教敬畏与自然崇高。而在东方，自东周以后，“墟”（意为空）被用来指称那些“凝结历史和记忆的感知空间”，与时光流逝、家国兴亡、个体失落等主题联结在一起，形成了内化的、感知的“怀古”审美。东西方传统虽各自生成了不同的媒介语汇——西方以视觉化寓言，东方以文字和情境的内化感知——却都把杂多的残片、断裂与空洞整合为可识读的文化符号，才能使得“废墟”进入艺术创作与公共话语的视野。

（二）风景化

“风景”（landscape）作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概念，被理解为一种“观看的方式”（a way of seeing），它有自己的历史、技巧，反映出特定的政治、道德、权力和社会关系。“风景化”不仅仅是美学修辞，更是一种媒介实践——传播技术决定了谁能看、如何看、看见什么。废墟在被风景化的过程中，从符号转变为可以观看、体验与消费的视觉对象。与符号不同，风景不一定总具有稳定的语义结构，风景的符号性是开放的、感官的，取决于观看者的身份与所处的位置。

18世纪英国“如画美”（the picturesque）审美的形成，使建筑废墟和园林一起被移入视觉消费与旅行文化的坐标系。画家在描绘风景园林时，终于从纵览美景的高层视角走下来，走进风景，并在其中走动，这种新的观景视角产生了“观景者被裹在风景里的感觉”，催生了英国上流社会的旅行实践——“画境游”（picturesque tourism）：大批原属私人产地的城堡与修道院遗迹限时对外开放、供人参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甚至将湖区及修道院废墟称作“一种民族财产”，声称它们理当为“公众”所共享。然而，这里的“公众”在实质上仍指有产阶级男性——既能负担长途旅行，也拥有“纯粹品味”的社会成员。与此同时，大量铜版水彩图册之类的“卧游”读物，向日益壮大的城市中产出售占有和流通英国景致的权利，而佃农与工匠则继续作为画面里的点缀，被固定为被观看的风景对象，无缘成为真正的观看主体。18世纪东西方的外交接触使得中国废墟也被纳入“如画美”的取材范围，19世纪机械复制技术的成熟使得废墟图像快速扩散与传播，通过摄影、石板印刷和插图出版物，怀古诗文中对废墟的“内化表现”转变为“物质性和再现性的表现”，中国废墟也被卷入“图像、媒介和视觉技术的全球流通”。

（三）奇观化

在风景化阶段，作为一种观看的媒介，图像通过构图、技艺与文化编码组织我们的视觉经验。到了“奇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图像已经成为中介人与人的根本社会关系。当能指不再指向明确的所指，而是指向另一个能指——一张更漂亮的图像、一种更震撼的体验时，废墟的“奇观化”也随之发生。

早在18世纪英国“如画美”盛行之时，就出现过很多“刻意布置出来的假冒废墟”。进入20世纪，“旧”废墟被改造为“新”的遗产景点、遗产公园、遗产博物馆，成为“被展示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废墟的真实性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是否能够激发观看者的视觉震撼与情感想象，并在消费文化中获得新的价值。原本只属于上层与中产阶级“画境游”的专属体验也在旅游经济的推动下面向大众开放。

“奇观所呈现的既在场又不在场的世界，是支配一切生活经验的商品世界”。在游戏与影视媒介中，废墟不再是对真实空间的再现，而是由媒介技术与文化想象共同创造出来的可供传播与消费的文化资产。新的媒介技术改变了人们体验和消费废墟的方式，让曾经只能“卧游”的静态画面转化为可以步入、互动、多感官沉浸的虚拟场景，让“废墟”获得前所未有的可达性。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游戏《赛博朋克2077》，创作者构造了一个科技高度发达却被废墟包围的世界。这些数字化的废墟通过虚构叙事与声、光、电的媒介设计塑造出极具真实感的空间体验。废墟逐渐脱离了其作为历史遗迹的物理基础，不再诉诸真实的物质性和时间性，而是服务于叙事结构、审美风格与情绪操控的目的。德波（Guy Debord）指出，“当真实世界被转化为纯粹的图像时，纯粹的图像就变成了真实的存在”。它们通过符号操演，制造出一种技术文明崩塌后的幻景，模糊了真实与虚构、记忆与幻想的边界。这种被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视为技术浪漫与死亡美学并置的“赛博朋克”奇观，反映出我们对当下数字生活的深层忧虑——技术的发展并非清洁、高效、无限，反而加速了废墟的生产与可见性。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废墟的呈现方式不断发生转变，个体对废墟的感知与情感体验也越来越受到媒介环境的调控与形塑。从符号化到风景化，再到奇观化，废墟的图像和意义始终处于技术-文化共构的动态过程之中。在符号化阶段，废墟未必来源于真实的所见所感，而是作为文学、绘画想象中的文化修辞，激发出怀旧、忧郁或神圣的情调；风景化则强调废墟的现实性与场所性，“卧游”读物使其成为被凝视、参观的对象，废墟成为景观的核心，象征某种未经修饰的本真秩序；而在奇观化阶段，废墟则借助声光电、计算机图形与虚拟技术构建起超越现实的感官幻象，它脱离真实场所，不再“怀旧”转而指向“未来”。围绕着现实废墟和人造废墟，物理废墟和虚拟废墟，历史废墟和未来废墟，引发了废墟“本真性”问题：媒介对废墟的大规模复制与超真实虚构是否麻痹了我们的感官，削弱了它的现代性批判力度？

三、当下的废墟：数字技术催生的废墟新形态

每一次传播技术的更新，都在重塑废墟的观看方式与文化内涵，它决定了废墟如何被凝视、被讲述、被体验与消费。一方面，“废墟”在媒介框架内不断获得新的符号意涵与观看脚本；另一方面，它也反过来成为辨识媒介技术发展与文化经济变迁的关键景观。在废墟与媒介纠缠的历史延长线上，我们聚焦数字媒介语境下，“废墟”呈现出哪些新的形态。

（一）从砖瓦到数据：游戏世界与社交媒体中的数字废墟

随着生活的全面数字化，二进制代码、数据流与算法代替砖块、钢筋和水泥，重塑城市空间，成为影响“可编程城市”运行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在数字媒介构筑的空间中，也逐渐显现出另一种废墟形态——由数据而不是砖石构成的虚拟废墟。

1996年至2012年，各大游戏公司创建了许多大型“虚拟世界”（Virtual world），例如“第二人生”（Second Life）、“活跃世界”（Active World）、“模拟在线人生”（The Sims Online）等。这些虚拟世界由于用户的大量流失而被遗弃，但仍然以保存完好的状态存在。Garcia和Miller将这些仍能访问的虚拟世界称为“数字废墟”（digital ruins）。近年来，更是兴起了数字空间的废墟探索活动，玩家们将此类实践称作重回“鬼服”，即活跃用户非常少的游戏服务器。这类体验与实体废墟探险高度同构：空城般的场景、被冻结的聊天记录、失效的链接共同构成可漫游的电子遗址。同样的体验，也出现在停止更新的APP、荒废的社交论坛等，它们仍可进入，却缺乏用户交互和内容的实时更新，呈现出废墟质感。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分发机制持续制造离散的“数据尘埃”，在每天有几十万亿GB（千兆字节）数据产生的互联网上，也有同等量级的数据被淘汰：404网页、僵尸账号、无人问津的帖子……

数据生成的“废墟”形态昭示了数字技术带来的双重影响：一是数字化的快速更新使得废墟的生成速度大大加快。前数字时代的建筑废墟要经过数十年的人为破坏与自然风化才能形成，而游戏、网站和链接可能在存活数月甚至几天之后就无人问津；二是废墟从固着走向离散。建筑废墟由砖石钢筋筑成，仍是可见、可测量的场所。而“数字废墟”和“数字垃圾”则以代码片段、断开的超链接的形式在看不见、摸不着的互联网上漂浮，难以被地理学或传统文物学精准标注。它们迫使传播与媒介研究重新审视“废墟”——废墟不再是可指认的场所，这在日益复杂的数字治理环境中提出了新的识别与管理难题。此外，重访“鬼服”、考古过气的论坛等技术人文实践亦蕴含重要的文化批判与媒介哲学洞见，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

（二）借数字逃离数字：废墟探险背后的非连接地理

历史上，废墟常常象征着对某种现实的逃离。18世纪英国上流社会寻找“如画”废墟是为了逃离都市和古典文化中那种整齐的、均一的花园与建筑，从城市走入乡野，从喧嚣返回沉思。借助废墟读物中的文字与图像媒介，上层阶级得以连接自我与自然，构建起内在的精神世界。然而，当数字时代到来，连接人与世界的媒介本身成为人们想要逃离的对象。社交平台、即时通讯构建起一种无处不在的连接秩序，媒介不再稀缺，而是过度在场。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尝试逃离社交网络、算法推送和被编程的生活节奏的“反连接”实践，废墟作为废弃的地理空间，在此重新发挥了“逃逸”的象征功能。

新时代的城市废墟探索被视为对媒介化社会的逃逸——探索者在废弃空间中追求“断连”的真实体验，逃离无处不在的数字监控。但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从寻找废墟、进入废墟到传播废墟，废墟探索的活动都离不开位置媒介、社交平台的深度参与。杨森（André Jansson）认为，探索者一方面试图找到“脱离高度媒介化社会的例外空间”，但他们的行动却反而进一步维持了媒介化过程。就连废墟探索中“断连”的地方，都是通过社交媒体制造出来的“媒介化的地方感”。这一过程直观揭示了数字技术的双重权力：一方面，技术赋权使得个人可以远距离、沉浸式地游览废墟，在图文、视频的传播中讲述个体故事、构建身份认同。探索者在小红书、豆瓣等社交平台上传影像并讲述探险经历，在三线废墟、三峡废墟、拆迁废墟中分享国家宏大叙事下的个体经验。中产阶级渴望通过对异质性旅游地的探索，与主流大众审美区分开来，在社交媒体上展现自己的独特品味。男性往往以“征服”姿态和专业装备彰显技术权威，而愈来愈多女性探索者则借助废墟“脆弱性”反思身体与空间关系，质询既有的男性气质秩序。

另一方面，平台逻辑与算法推荐又将用户生产的内容以及投入的情感一并吸纳进流量循环，使他们成为平台资本主义的“数字产消者”。大众传播使得废墟的位置被更多人共享，幽暗的隧道、空荡的防空洞、有着盘根错节的钢架的废旧工厂成为小众旅游打卡地。平台又将这些废墟影像纳入数字资本主义的流量循环，使其成为可以无限消费的视觉商品。大众复制艺术品的去语境化使得废墟的批判性被消解，废墟摄影、短视频还有“猎奇”的废墟探险直播被批评者视为浅薄的“废墟色情片”（ruin porn）。

（三）感受数字之“重”：经由废墟被看见的媒介基础设施

在数字时代，基础设施研究正获得前所未有的理论重要性。长期以来，我们倾向于将数字世界视为“轻的”——它以“云”为喻，以“流”为结构，给人以无形、透明、去物质化的想象。这种隐喻将数字技术包装成清洁、高效、无负担的存在，遮蔽了其背后的物质支撑与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城市探险者过去常把目光锁定在废弃的工厂、发电站或铁路等工业遗存上，这些基础设施的存在提醒我们，每一次技术跃迁都会伴随着建设与废弃。进入数字时代，技术同样制造出新的基础设施废墟。Brodie与Velkova将被关停、闲置的数据中心命名为“云废墟”（cloud ruins），揭示了轻盈的数据“云”背后沉重的物质基础。

近年来，人类学与传播学都把“信号基站”“数据中心”等通信基础设施视作观察数字化发展和平台资本主义的新前沿，但大多聚焦正在运行的系统，对那些半建成或已废弃的着墨较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盲点，是因为我们总是将基础设施视为已完成的、整体的研究对象，而忽略了其在更长的时间段中的兴废变化，以及基础设施与过往的实践与惯例之间的联系。利·斯塔（Susan Leigh Star）与鲍克（Geoffrey Bowker）早就提出过“基础设施倒置”（Infrastructure Inversion）理论，指出基础设施在日常运行中往往“不可见”，只有在故障、迁移或废弃时才显形。研究者需要悬置将基础设施视为自然存在的态度，从边缘处入手揭开其技术运行与权力逻辑。史蒂芬·格雷厄姆（Stephen Graham）在2007年指出维修对理解现代社会和城市的重要性，这些早期的研究促成了科技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一个新的分支的诞生——修理与维护研究，该领域将重点放在物“破损”的时刻，致力于打开人工制品的黑箱，关注“被转译、被规训、被代表的失败者”。当数据中心被关闭，当地政府与大型企业之间关于税收、土地使用和就业机会等问题的多重博弈才会被暴露出来。此外，科技企业热衷于将数据中心建立在废弃的矿山、工厂等旧有基础设施之上，这一再利用被视为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空间占有与资本积累的新策略。

在居民生活和生产所必须的基础设施体系中，“垃圾处理基础设施”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将“废墟”一词用于形容电子垃圾的聚集现象，指出了电子垃圾场作为数字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存在。这些“媒介废墟”直观地显示了技术快速迭代与消费主义需求制造如何共同生产出大量有形废弃物。电子垃圾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危害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问题，Gabrys和Grossman指出，重金属、有毒化学物质等会从这些电子设备中泄漏，进入土壤、水源和空气。对全球电子废物流动枢纽的研究，典型案例包括中国广东贵屿和加纳阿格博格布洛谢，揭示了发达国家向全球南方外包废物处理的环境不平等结构，以及数字经济背后被掩蔽的生态代价。

四、以废墟为方法：再思数字时代的时、空、物

前文所探讨的数字时代的废墟现象——包括虚拟世界与数据的废弃、废墟探索中的非连接实践、基础设施的废弃与电子垃圾的堆积——揭示了数字技术如何构造出前所未有的废墟形态。为何在数字时代，关于废弃、遗忘、断裂与失效的经验，会被学术与文化语境反复借用“废墟”这一意象加以描述？这种表征上的趋同提示我们，“废墟”在数字语境中已不再仅仅是建筑学意义上的空间场所，而是一种媒介隐喻、一种感知结构，用以揭示数字技术运行背后被遮蔽的时、空、物。因此，废墟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使我们重新思考数字时代的时间性、空间性与物质性。

（一）递归时间性

物质废墟体现的是时间的断裂、滞后与堆叠。无人问津的废墟仿佛停滞于过去的某个历史节点，与周遭高速发展的城市空间形成反差。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受彼得斯“元素媒介”的启发，提出“随着历史进程的演进，自然环境和建成环境成为主要的跨时空传播媒介。”化学侵蚀与物理形变会把时间与事件刻录成可供后人“读取”的痕迹，人类一面从废墟读取历史，一面又在其上写入新的层次。

而数字时代的新废墟形态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样貌，让我们能更清晰地审视数字媒介如何设定、管理当代时间。与物质废墟不同，被淘汰的虚拟世界没有物理上的腐朽特征，反而保持了一种“无污染的废弃”状态。随着外部世界的发展，用户在废墟空间中感受到的时间是“永恒的当下”。废墟在时间上的断裂使我们得以从平台所塑造的连续、同步、实时逻辑中抽身，但曹璞指出，数字废墟并不能成为“社会减速”的乌托邦，它们在视觉上冻结了时间，用户只能短暂地驻足，却长久地被“加速”的现实世界包围和卷入。

数字环境呈现出另一种形式的时间堆积，如同城市地层中的物质沉积，这些失效的、被遗忘的数据被存储在服务器深处。我们探访数字环境中的废墟，实际上也是在做媒介考古。唐宏峰在对“迷影废墟”——中国早期网络影评——的媒介考古中发现，旧媒介不会真正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被转译，媒介和媒介之间不是“历时的发展”，而是共识的“叠加”。媒介的时间是“递归”“循环”的，旧平台、旧协议、旧格式并未消失，而是作为“废墟”留存下来，等待调用和转译。

（二）幽灵的空间性

2016年，YouTube主播“Vinny”进行了一场重访90年代的虚拟世界“Active Worlds”的直播。在没有用户参与、无法触发事件的游戏场景和工业摇滚乐队“九寸钉”（Nine Inch Nails）的单曲《幽灵》（Ghost）的背景音乐声中，他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你迷路了吗？”（Are you lost？）。Vinny和这个不知道是NPC（非玩家角色，Non-player character）还是游戏玩家的幽灵之声展开了互动，吸引了6000多名观众，一度造成游戏服务器的崩溃。“Are you lost？”就像是来自过去的声音在庞大的数据集合中对我们的指引，带领我们走进数字世界最幽深之处。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将“幽灵”（haunting）与“本体论”（ontology）结合提出“幽灵学”（hauntology）。幽灵作为隐喻，超越生与死、实在与非实在的对立，促使我们追寻鬼魂般徘徊的东西，并要求对现在或未来的回应。废墟正是这样一个“幽灵”空间，工业废墟被视为“闹鬼的场所”，淘汰的游戏被称作“鬼服”，它构成一个“第三空间”（third space），把在场与缺席、现在与过去、现实与想象并置于同一感官场景之中，提醒我们关注那些被遗忘的过去和潜在的未来。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似乎在宣告人类理性对“鬼魂”“迷信”等神秘力量的胜利，数字信号因其高效、稳定而取代了模拟信号，摆脱了电信号与光信号极易受到干扰的缺点，数字的高分辨率使得胶片“鬼影”无处遁形，所有的看与听都变得无比清晰和确定。但在数字世界中，那些被遗忘的媒介依然像幽灵一般徘徊，“死亡媒介（dead media）”与失败技术代表着未被实现的技术路径与替代性未来。1996年，雄心勃勃的布鲁斯特·凯尔（Brewster Kahle）建立了“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该网站依靠网络爬虫的自动抓取和公众自发上传，迄今已累积8350亿个网页与数千万件包括文本、音视频、图片和软件程序在内的多媒体文件。德里达提出“档案狂热”（Archive Fever），他关心的是为什么要保存、保存什么、谁有权保存——这是一种关于权力、记忆与身份的深层焦虑。“互联网档案馆”代表了数字时代人们想要保存一切的冲动，以开放抓取和公众参与抵抗传统档案由国家或平台单向掌控的权力结构——任何个人都可以把网页、图像、软件“写入”这片数据地层，并在其中“考古”他人留下的痕迹。

同时，废墟还召唤出那些在技术发展中被边缘化的个体和非人行动者。基础设施废墟关联着拾荒者、电子垃圾回收工人等非正式劳动者的生计与抵抗，甚至植物和动物也是理解废墟的生态影响和生态恢复能力的重要行动者。有学者指出，废弃的基础设施是研究非人类生命适应性和推测未来城市生态的试验场。这种跨物种的纠缠关系，扩展了我们对媒介与数据基础设施的研究视野，促使媒介研究从单一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转向一种将人与自然一同纳入的生态视角。

（三）多重物质性

废墟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暴露了媒介技术的“失败”，也因为它们展现出媒介运作中被遮蔽的多重物质性。科技公司不断开发5G技术、区块链、元宇宙、人工智能，力图打造所谓“无缝”（seamless）、“无形”（invisible）的数字技术环境，造就了新的科技神话。而废墟展现了数字技术有形的一面，揭示其“鉴识物质性”（forensic materiality）——即数据流动依赖于具体可感的材料基础。DeSilvey和Edensor认为当代的“废墟热”是对数字与虚拟时代的物质性的复兴，提醒我们现代目的论和技术盲目发展的错误。废墟研究在数字语境下的重要使命，正是通过追溯和揭示数字背后的物质依赖和环境影响，祛除对数字技术去物质化的迷信。日常运转中不可见的基础设施在崩溃、废弃后突然被拉到台前，如同海德格尔所说，从“上手之物”（Ready-to-hand）转变为可感知的“在手之物”（Present-at-hand）。这些原本作为背景的硬件和基础设施开始显现，促使媒介研究从关注内容转向对物质性的反思。

废墟还让我们看到，这些数据、代码背后的物并不是孤立的。从电子产品的零部件到布满线路和电子元件的服务器，再到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所说的数据的生态——气候、土地和环境中循环的能量，对废墟的关注不是“对某一单一属性或特征的物质性分析”，而是一种基于多层次、多维度的系统关系的分布式视角，即“分布物质性”（distributed materiality） 。帕里卡呼吁对“肮脏之物”（dirty matter）的关注，废弃物的物质性本身具有深刻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也是思考“新物质主义”的具体方式之一。废弃的媒介物不再是被动的残余，而是具有能动性的“活力物质”（vibrant matter），如本内特（Jane Bennett）所述，这些物质能够参与到政治和生态系统中，影响社会和环境。它们不是作为独立的物质展现其活力，而是通过网络与人类、非人类行动者共同作用。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废墟揭示了这一分布的物质网络，将数字媒介从虚拟神话中拉回物质世界，展示其“云端”背后肮脏的、沉重的、物质的一面。数字技术不再只是抽象的、看不见的“云”，而是一个与生态环境、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的复杂网络。

废墟的出现使得原本被遮蔽的物质世界得以显现，但这只是让物质“可见”。更为重要的是“毁灭将物质从对形式的屈从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一种可以对话的对象。艺术家、废墟探索者、游戏用户的废墟“阅读”与“对话”实践唤醒了数字时代的“操演物质性”（performative materiality）。艺术家卢卡斯·班博齐（Lucas Bambozzi）在2012年建造了一台全自动粉碎装置，它持续将废弃手机放上传送带并一一碾碎。这台机器的功能看似简单，却通过重复、冷酷的物理操作，对消费主义加速下数字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进行了深刻批判。被遗忘的物质残骸以“暴力美学”的方式重新闯入视野，通过对废弃物的操演，邀请观看者重新思考人与技术之间的伦理关系。约翰娜·德鲁克（Johanna Drucker）认为“物质性本质上具有操演性” ，包含了废弃媒介物的装置艺术，玩家对“鬼服”的重访，用户对被淘汰的论坛的回顾，都是对这些废弃媒介的操演。这些实践表明即使在“死亡”之后，媒介仍然具有唤起体验、触发记忆、生成意义的能力。作品或媒介对象的意义不是先验的、不变的，而是由用户的感知与阐释所共同生成，在这些操演中，废墟成为理解媒介技术如何在具体实践中与人、历史、环境交织互动的重要入口。

五、结语

从前数字时代开始，废墟就不断地被媒介演绎和言说，反过来成为我们审视媒介技术权力的一个有力视角。正是在这条媒介与废墟相互纠缠的历史延长线上，“废墟”成为数字时代技术失效、基础设施遗弃、平台加速逻辑中裂缝的显著征兆。越来越多的研究注意到这一现象，开始在修辞层面以“废墟”比喻数字技术中的失败、废弃与残留。本文通过梳理发现，这些研究囊括了虚实互嵌的各种媒介现象，但我们并未止步于厘清这些“废墟”，而是提出了“以废墟为方法”，主张从递归时间性、幽灵空间性与多重物质性的角度，发掘废墟在媒介批判中的方法论潜力，拓展理解和介入数字社会的新的批判路径。本文提出“以废墟为方法”。首先，它揭示时间的非线性与非连续性。媒介废墟打破平台的加速叙事，让我们得以看到媒介生命周期中的断裂与堆叠，是对数字平台“即时”与“更新”的抵抗；其次，它唤起那些被系统遗忘、被技术遗弃的声音，废墟召唤的不只是记忆，更是那些未被归档的可能性，它以“幽灵性”的方式破坏平台的可见性政治；最后，它暴露出数字技术背后被遮蔽的鉴识物质性、分布物质性与操演物质性，挑战数字技术“去物”“封闭”和“先验”的神话。

熵增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说明了孤立系统的“熵”总是朝着增大或不变的方向发展，系统趋于从有序走向无序。任何技术系统都无法维持“永恒”，它们很可能会走向性能退化、能源消耗、功能冗余，最终成为废弃物。数字时代的废墟图景体现的是系统的“熵增”过程，但技术系统不是全然孤立和封闭的，废墟也不是技术的必然终点。我们正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中，每个人都嵌入这一分布式的行动者网络，通过文化、教育、制度与技术干预的反思与行动，我们得以创造“负熵”的可能。“废弃”激活了一种非线性的、“循环”的时间关系，某种被遗忘的过去在当下被重新唤起，并开始介入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与实践。埃尔塞瑟说，这个“未来”就是我们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