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周恩来在与侄女谈论家庭伦理时，曾用自己和邓颖超的往事举例：
“我从选择献身革命的时候，就考虑过一个问题，革命者的终身伴侣，必须也能一辈子从事革命。所以，我必须选择一个能够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作为伴侣。后来，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
对于他们的爱情，邓颖超也回忆说：“
你的侄辈让你讲我的恋爱故事，你曾说，和我在一起是因为看到我能坚持革命。其实，我也看到你这一点。所以，我们之间，没有谁计较对方的相貌，也没有谁计较对方的性格……
我与你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
”
如同他们说的那样，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是朴素的，真挚的，热烈的。
191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邓颖超一边读书，一边参加了一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伍。
与此同时，周恩来刚从日本留学归来，正担任着《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报纸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影响很大。
随着爱国运动的不断深入，周恩来、邓颖超、马骏等20名男女青年成立了“觉悟社”，是当时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志趣相投的男女青年，但他们丝毫没有心思去顾及个人感情。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邓颖超在后来有这样一段深情的表述：
“你和我本来互不相识，姓名也不知道。1919年，我们国家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我们在这次运动高潮中相见，彼此留下了印象，那是很淡淡的印象。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在运动中组织了‘觉悟社’，于是，我们开始了比较多的接触……我那时听说你主张独身主义，还天真的觉得我们大家能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而我那时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想法：在那个年代，一个妇女结了婚，她的一生就完了……这样，我们之间的相处是非常自然的，没有任何的目的，只是为了我们共同的斗争，发扬爱国主义，追求进步……那时，我们之间建立的友情，是非常纯正的。”
1920年，周恩来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来到法国，邓颖超和觉悟社的其他社友则留在国内。虽然相隔万里，但社友们的通信没有停止。
国内的社友们都曾收到过来自周恩来的书信，但邓颖超收到的却是最多、最频繁的。
对此，邓颖超后来回忆说：
“我不曾想到，在我们分别以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我们竟在通信之间，慢慢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增进了感情……一直到你在来信中，你明确地提出了对我的要求，要求从友谊发展到相爱。那时，我在意了。后来经过考虑，我们就订约了。”
就这样，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共同信仰和决心，周恩来和邓颖超终于从革命情谊，发展为革命伴侣的关系。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国外回国，落地在广州，并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然而，周恩来回国以后，邓颖超仍在天津工作。虽然他们此前已经在书信来往中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已经一年，两人却始终不曾有机会见面。
1925年1月，高君宇受周恩来的委托，带给邓颖超一封信，成为他们之间的“红娘”。邓颖超同意了与周恩来的婚事，有些不好意思地对高君宇说：“
谢谢你做我们的媒人
”。
7月，邓颖超因为工作原因要调到广州。那时，周恩来工作实在太忙，无法抽出时间去接邓颖超，只好托人带着一张她的相片去码头接人。
然而，仅凭一张照片就想找到人就像是大海捞针，再加上邓颖超不知道周恩来的这个计划，邓颖超没找到周恩来。于是，邓颖超按着地址找到周恩来的住处，成为了他的新娘。
就这样，在广州一间非常简朴的房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的革命伴侣。
1970年，邓颖超赠送给挚友韩宗琦一张照片，照片中，她和周恩来站在西花厅的院子里，背后是一树树盛开的海棠花，海棠，是周恩来最喜爱的花。
在这张照片背后，邓颖超亲笔写下三
个特殊年份：1919年，1925年，1970年。
其中的1925年，便是她和周恩来在广州结婚的年份。
有一次，周恩来同周秉德说起和邓颖超的爱情故事，说到“你们的七妈”时，邓颖超在一旁插话道：“
怪不得那会儿突然连连收到你的信呢！
”
接着，邓颖超也接着周恩来的话嘱咐起来：“你们的婚姻，恋爱，就应该自己决定，但不要一见倾心就定了终身，必须了解全面之后再确定关系，这样才能结成一段美满的姻缘。”
周恩来和邓颖超结为革命伴侣后，他们之间可以说是聚少离多。
结婚一年之后，周恩来便去了上海，并在1927年领导了当时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因为秘密工作的原因，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收不到对方消息。
邓颖超在周恩来离开时已经怀有身孕，后来因为难产住院。面对国民党右派对革命者的镇压，多亏我党同志的帮助，邓颖超才辗转来到上海，用周恩来的化名登报寻找丈夫。
周恩来看到消息后，马上派人接走了邓颖超和她的母亲。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周恩来又先后去了武汉、武昌等地。对周恩来和邓颖超来说，别离在当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后来，在长征途中，周恩来和邓颖超被分别编在不同的队伍里。途中，邓颖超因为肺病呕血，两人得以短暂相聚。后来，周恩来在过草地时发高烧昏迷不醒，才将邓颖超接来自己身边。
1939年夏天，周恩来在延安时由于乘马受惊跌了下来，摔在路边的石头上，右臂摔坏了，但延安当时的医疗设备十分简陋，周恩来没能及时得到最好的医治。
后来，党中央经过讨论决定，送周恩来到苏联就医。因为担心在重庆的邓颖超心急，周恩来用左手给她写了一封亲笔信。看过信后，邓颖超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延安，陪周恩来去了苏联。
“红叶一片，寄上想念”
在延安的时候，周恩来与陈毅、李富春散步来到杨家岭后沟，突然，一群女孩朝他们围了过来，大家叽叽喳喳地问周恩来：“周副主席，延安的同志们都知道您和小超大姐是模范夫妻，您跟我们说说，你们之间是怎样相爱的？”
看着大家好奇的眼神，周恩来笑了笑，饶有风趣地说道：“
我还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好多同志都配上对了。我啊，就扳了指头算，算啊算，然后就算到了你们的小超大姐
。”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结合是令人羡慕的，但他们在革命岁月中也经历了许多的分离。
1947年，在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山东两翼的背景下，周恩来转战陕北，在戎马倥偬的间隙中给邓颖超写去一封信，表达着自己独特的思念：
“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
邓颖超对周恩来的思念一样浓烈，但在伟大的革命事业面前，她觉得什么都是值得的。
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与邓颖超依旧不能做到朝夕相处。邓颖超身体不好，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两个人的作息时间也不一致。
那时，每逢邓颖超休息，而周恩来要到卧室去的时候，生怕弄出声音惊醒了邓颖超，总是蹑手蹑脚。如果哪天工作实在太忙，不能见到邓颖超，周恩来总会让警卫员去告诉一声。
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每天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劳心费力，难免有些事顾及不到。
1951年3月，邓颖超因为身体不适来到杭州疗养，给周恩来写信分享了杭州西湖的美景。但周恩来因为太忙没能及时回信，便将自己的行为定为懒罪：“
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未能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
邓颖超理解自己的丈夫，自然不会有所责备，还将丈夫的回信称作是“不像情书的情书”，并风趣地说“回报虽迟，知罪免打”。
周恩来工作繁忙，有时对于在病中的邓颖超，他在想念之下也只能说：“
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自待后证了。
”
为了革命事业，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以身试险，而邓颖超总是他行动的坚强后盾。
1954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那时，西花厅庭院里的海棠花刚好盛开，邓颖超赶紧压了一枝，连同原来压好的一片红叶，一同装在信封里。
周恩来喜欢海棠花，邓颖超也喜欢，便经过鸿雁送到日内瓦。在寄送红叶的信中，邓颖超这样写道：
“红叶一片，寄上想念”
，以此表达自己对爱人真挚的思念之情。
为回报亲人的问候，周恩来也托人带回了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
后来，这两种来自不同地方的花和叶，被装在了一个镜框里进行保存，并成为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似海深情的永久见证。
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坚持出席了万隆会议；1957年，匈牙利事件时，周恩来访问了匈牙利。邓颖超理解丈夫的工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这样说道：
“请你放心，我不会因为这些致引起我的悬念不安。虽然偶一念及，亦难禁忐忑，但一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我们正从事着前人从未做过的光辉伟大的事业，则就忘我而处之泰然了。何况还有30多年的经历和考验哩！”
1976年1月8日，人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了，举国哀恸，全球悼念。在与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亲人诀别的时候，邓颖超的心都快碎了，长期积压在心底的哀伤使她忍不住痛哭失声。
那天，邓颖超手捧着最纯洁的鲜花，将它祭献于心上人的灵前。她用周恩来生前对她的爱称，献上了用鲜花扎成的花圈，花圈的挽带上面写着：
悼念周恩来战友——小超哀献
。
早在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就已经考虑到中国地少人多的现状，曾倡导将土葬改为火葬，并与邓颖超相约，身后连骨灰也不保留。
除了严格要求自己，周恩来还问妻子：“这一点我做得到，不知你能不能做到？”
邓颖超笑着告诉丈夫：“你能做到的事，我为什么做不到？”
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遵照她生前遗愿，将爱人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1988年4月，中南海西花厅海棠花盛开了，84岁的邓颖超深情地观赏了盛开的海棠，饱含着对周恩来的回忆和缅怀，她几番落泪，三次口述下一篇文字。
当文章整理出来后，邓颖超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文章现在不要发表，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喜欢海棠花的主人都走了，那时，你们觉得可以发表就发表，作为我的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