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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前的今天丨＂小混蛋＂之死：亲历者还原文革北京江湖

小混蛋 <h3><strong>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strong><br></br></h3></br><h3><strong>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strong></h3></br><strong>作者简历</strong><h3> 本文作者      <h3>米鹤都，1952年生，北京人，祖籍陕西。1968年毕业于北师大一附中；1968年到陕北插队；1972年应征入伍，于陆军第47军服役；退伍后做过工人。1978年3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毕业后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政策和现代史研究多年。1988年后在美国南伊大、斯坦福等多所大学做客座研究，后从事科技研发的管理工作。</h3></br><h3>原题</h3></br><h3>"小混蛋"之死<br></br></h3></br><h3><strong>——亲历者还原文革北京江湖</strong></h3></br><strong>作者：米鹤都</strong><br></br><h3><strong>编者的话</strong>：周长利，一个正史不彰、野史留名的狂野少年，江湖上久久流传着他的传奇故事。他被红卫兵乱刀刺扎时，至死还抱着树不愿倒下，成了当时北京顽主与红卫兵矛盾激化的标志人物。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他的名声可以与遇罗克并驾齐驱，一文一武的“平民英雄”。</h3></br><h3>周长利有一个更为响亮的绰名：小混蛋。他第一次出现在影视作品里，是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他第一次出现在主流书刊中，是《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推出的专题“一九六八年的北京江湖”。</h3></br><h3>这个把生命永远定格在18岁的北京“顽主”，和他的朋友、仇人们一起，以一个主流之外的群体形象，变成了王朔、姜文、陈凯歌、王山等人作品里的精彩片断，“小混蛋”以及他代表的由群架、帮派、血统、义气构成的江湖不断被渲染。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个王朔扮演的“小混蛋”在莫斯科餐厅被身穿军绿服装的“顽主”们高高抛起，在他的背后，是56个民族欢聚一堂的彩色壁画……</h3></br><h3>6月23日（一说24日）是“小混蛋”被杀55周年，本号特此转载米鹤都先生的一篇旧文。</h3></br><h3>视频：文革中的北京顽主亚文化</h3></br>1968年夏天，在文革最高潮时，北京发生了“小混蛋事件”。多年来，经由王朔小说、电视剧《血色浪漫》等文艺作品的演绎，这一事件已成为江湖上的传说，至今仍众说纷纭。“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特别是最后一幕，除去在座的几位当事人能说得清楚，其他的众多传闻大都是杜撰。”曹都都告诉笔者。在2008年到2013年间，笔者多次访谈了事件的核心当事人王南生，重要参与者刘沪生、江小路，见证者王冀豫、曹都都等。当年，他们大都是北京“三校”（翠微路中学、育英中学和太平路中学统称“三校”，其生源大部分是部队大院的孩子）的老红卫兵。笔者试图寻找死者周长利（即“小混蛋”）的亲友，遗憾的是未能联系到，只能根据能接触到的现有材料，呈现另一方的陈述和观点，以尽可能真实地还原这一事件。 影视作品里的“小混蛋”<strong>结怨“红八月”</strong><strong></strong>事情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文革初期。文革发动前夕，在毛泽东授意下，周恩来成立并亲自主持了保密级别甚高的“首都工作组”，甚至林彪、江青都未能与闻。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下设七个小组：部队指挥组、治安组、枪支弹药清查组、电台（清查）组、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监狱看守组、外事侨务组。之后北京出现的红卫兵打流氓、抄家、遣返等，都可从这一初始布局中找到依据。1966年8月初，北京发生流氓用刀刺伤47中红卫兵及砍伤外交人员等事件，被定性为阶级报复。之后，北京出现了镇压流氓的高潮。在时任公安部长的授意下，凡是在公安机关“挂了号”的、哪怕只有轻微犯罪行为的人员，都由基层派出所提供名单、地址，由红卫兵抓到各个学校，实施“群众专政”。在这一过程中，多人被打死打伤，这一事件被称为“打流氓”。由此，老红卫兵（又称“老兵”，指文革初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以干部子弟为骨干）和“流氓”之间结下了梁子，为日后双方的打群架埋下了伏笔。到了1967年，对老红卫兵们来说，却已换了人间。<h3> <h3>影视作品里的大院子弟</h3></br>曹都都记得，仿佛一夜之间，他的父母成了黑帮。他家所在的海军大院里，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大都遭受了批斗和关押，靠边站了，还不时传来谁谁受虐致死的噩讯。王冀豫回忆，他所住的空军大院里，家里的大人不是被隔离审查，就是出去“三支两军”了，很多家庭只剩下“留守儿童”。老红卫兵自己的组织——曾经风光一时的“红卫兵纠察队”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等，也先后遭到中央文革镇压。一群奉旨造反、制造“红色恐怖”的未成年人，被挑唆和利用完毕后，摇身一变沦为“可教育好的子女”。“那种‘沉舟侧畔’的感觉，当时的民众也许很难理解。”曹都都说。这些少年身上开始躁动着一种无法无天的暴力倾向，成群结队游荡街头，打架斗殴。他们之中，“王小点”的名头渐响。王小点，大名王南生，1949年出生于南京，其父王文轩曾任国防部五院（七机部前身）副政委，开国少将，文革后出任中纪委委员。 在部队大院中长大的王南生，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不能欺负人但绝不能被人欺负，要打架就要打胜。曹都都说，他们在外行动，常常是群体而上，谁胆怯或是不敢出手，回到院里便会被奚落甚至孤立。文革开始的1966年，王南生在北京翠微中学初三读书，1米8左右的个子，是学校的篮球健将。8月，他和另外6个同学在翠微中学发起成立了红卫兵。“那时候，中学生比大学生有战斗力，初中生比高中生有战斗力。”他说。失势之后，老兵们开始到处捣乱。按王冀豫的话，他们虽然不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了，但是还可以收拾流氓。1967年5月29日，红卫兵成立一周年的时候，老兵们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纪念大会，有组织地喊出口号：“镇压流氓！打倒流氓！” 影视作品里的“小混蛋”<strong>“小混蛋”崛起</strong>不光是老兵们，在“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等最高指示的不断煽动下，几乎各个阶层都被唤起了暴力的潜质，特别是“痛打落水狗”式的群体暴力倾向。经过“红八月”残酷打击的玩主（又写作“顽主”），休养生息，开始复苏。他们以地域为界，形成了一个个“码头”，并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兼并和冲突。其中，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混蛋”渐成气候。“小混蛋”本名周长利，为北京西城区积水潭、新街口一带平民子弟玩主的首领。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1968年的北京江湖》，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8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周长利的出名并非因为打架凶猛。他身边的二号人物边作军说，领头人一般是不动手的，“他只要说一句，‘我新街口小浑（混）蛋’，报过了名，我们就往上冲”。周长利善于策划和组织，名气越叫越响。“小混蛋”的另一左膀右臂、后来曾写作《天字》系列小说的王山（网名“四横竖”）认为，“红八月”过后，社会出现了一种对老红卫兵的再造反心理。但起初，由于老兵打流氓运动的余威尚在，顽主方面羽翼未丰，双方基本井水不犯河水。双方的第一战，发生在1967年的6月，地点在西单闹市。 据王山说，事情的起因是：前一天，周长利等人第一次进到属于老兵传统地盘的新侨饭店吃饭，遭到讥笑。当天，他又因戴了墨镜（这被认为是高干子弟的专利），在西单商场里被老兵羞辱。怒火中烧之下，周长利不问青红皂白把35中的老红卫兵卫×打得头破血流，还抢走了他的军装和鞋。这之后，双方冲突不断。根据《1968年的北京江湖》一文，边作军称，在月坛公园，周长利带着两个人靠苏式武装带突围，七八十个老红卫兵没拦住。在紫竹院公园，周长利一方以10人对付80多个红卫兵，不但以少胜多，还抢了对方11辆自行车。但在王南生等看来，这纯属无稽之谈。据他们所知，当时北京没有发生过这等规模的打群架，否则他们“早灭了小混蛋了”。无论如何，双方积怨日深，确是事实。 <strong>导火索</strong>1968年6月间，几天内接连发生的三件事，就与“三校”这个群体直接相关了。第一次是刘沪生和几个朋友到北海公园划船，结果有人被抢去了军装，还被钢丝锁打破了脑袋。事后，小邱子带了一个人来到北大医院，塞给刘沪生50元钱。“当时50元钱比工人一个月工资还高呢！”刘沪生说。他问小邱子是谁干的，小邱子不说话，说：“这事就这么算了吧！”后来刘沪生才知道，那天跟小邱子一起来的，就是“小混蛋”，他来查看情况。那是刘沪生头一次见到“小混蛋”。不久，刘沪生和姜晓军、苏新民在西四一带理发，姜独自出去买冰棍，看见小邱子，打招呼间，对方一群人围了上来，问他：你哪的？姜反问：你们哪的？那伙人说：我们是“小混蛋”。姜说：我是“三校”的。那伙人说：叉的就是你们“三校”的！话音没落，一人从背后给了姜晓军一刀，捅在了肩胛骨上，另一个给他大腿一刀，捅断了一条肌腱。 王南生与姜晓军相熟，得知消息后去看他。在他看来，“叉的就是你们三校的”，这是在公然向老兵挑战了。他把身上的钱都给姜晓军留下了，还撂下一句话：“晓军，你好好养伤，我一定给你报仇！”冤家路窄。仅仅在第二天或第三天中午，还是在同一个地点——西四丁字街，双方就狭路相逢了。对方用刀顶住王南生的后腰，双方口角了几句，但没动手，本来都要擦肩而过了，王南生突然听到弟弟王毛点的喊叫，扭头看见弟弟正被追打。他把自行车一扔，拿起车上的钢丝锁，迎面冲了过去。据边作军回忆，他当时从旁边一个木箱子上卸了一根抬把，迎面朝王南生抡过去。王南生抬手一挡，瑞士手表被打飞了，棍子上面的钉子划破了他的肩头和手臂。<h3> 影视作品里的“顽主”</h3></br>混战时，周长利一直没有动手，双手叉腰，独自站在路边观战。打完架，王南生走到他跟前问：“你就是小混蛋？”周长利很沉稳，没动，也不说话。“你记着，三天之内我要不碎了你，我那个‘王’字立起来写！”王南生说。当天傍晚，王南生和刘沪生等人去西城公安分局报案。警察提到，他们正要找小混蛋找不到。王南生说：“那好啊，我们帮你们找。找到之后，把他送到你们这儿来，可以吗？”对方表示欢迎，但提醒他们，不能打人，可以自卫。另一个警察还补充道：“你们只要不打死他就行。”因为衣服上都是血，王南生没敢回家，在学校过的夜。大家分头串联，邀约各大院的老兵，第二天一起去找小混蛋算账。据边作军回忆，当天周长利教训他们：要打又不往死里打，人家肯定要回来寻仇。得，明天咱玩去，躲开他们。 影视作品里的“小混蛋”<strong>集结</strong>边作军记得，那一天是1968年6月24日。早上，他和周长利等8个人按约定在北京动物园集合，先在早点铺吃饭，准备饭后乘车去香山。因是出去玩，他们没带家伙，还带着吉他。但王南生和曹都都确信，那天是6月23日。王南生清楚地记得，那就是在报案后的第二天。曹都都则记得，那是个星期天，亨得利表店在文革中首次开始卖进口手表。他去排队为家里买表，因此错过了集合时间。集合地点在王南生所在的翠微中学。早上，老兵们陆续赶来。“小坛子”（姓谭，其父时任工程兵副司令）也来了。“那时候，我们这帮‘三校’的人对小坛子印象不大好。因为小坛子经常跟小流氓混在一起，和小混蛋也很熟。”王南生说，“那时对那些不入流的干部子弟，我们也照样动刀子。”因此，他故意当着小坛子的面大声说：“今天谁也别给小混蛋说好话，谁要是给他求情，别他妈怪我翻脸！”出发时，大概有二三十人，骑着自行车，带着家伙。一路上，城里的老兵们不断从建工部、国家计委、物资部等大院里出来，汇入车流。据说，最多时达到一二百人。刚开始，听说小混蛋可能在北海公园一带，队伍涌向北海公园方向。后来又听说，他可能在北京动物园一带。于是，后队变前队，都往动物园赶。<h3> <strong>遭遇</strong>据边亚军回忆，他最先吃完早点，一出来，就看见黄压压的一片（解放军旧式军装为黄色），立刻大喊：“他们在这哪！”之后扭头狂奔。刚好一辆公共汽车已经启动，他扒上了车门跑掉了。当时，动物园的对面是一片商业区，南边有一条东西向的铁道，铁道边上是条土路，通向二里沟和甘家口之间。周长利和小邱子就顺着土路往西跑。老兵们追了上去，先把小邱子打倒在地。小邱子躺在铁路上，谁过来都要上来刺一刀。刘沪生看他快不行了，就在那护着他，不让别人再刺他了。刘沪生至今认为：“小邱子挺仗义的，在后面护着，要不然小混蛋跑不了那么远。”小邱子一共挨了20多刀，后来缝了100多针。据说，那之后他就废了，不再当“佛爷”（即小偷）了，以修鞋为生。其他的人继续追赶周长利。当时，江小路因参与“粮校武斗”事件，刚被公安局放出来不久，身体虚弱，坐在别人的车架上。他看到，周长利身材不高但很匀称，肌肉发达，“跑起来非常矫健，像一个运动员”。在103路电车二里沟站前面，周长利被截住了。最先追上来的，是王南生的弟弟王小六，以及建工部、百万庄申区的几个人。他们命令周长利跪下，扒了他的裤子和鞋，摘了他的手表。周长利突然挣脱开去，只穿着绿色军用线袜朝前跑。老兵们追上去，有人朝他背上砍了一菜刀。他停了下来，一群人骂着，一路推搡着他走。 <strong>重创</strong>王南生赶到时，周长利正被押着迎面走来。小胖子、刘××等人在后面用刀子顶着周长利，王小六夹着他的鞋和裤子。周长利后背有一道五六寸长的伤口，白衬衫上一片鲜血。“这一菜刀我知道是谁砍的，但当事人不愿讲，我也不提了。”王南生如是说，“不过那一刀只是皮肉伤。”看见王南生，周长利说：“小点，你的手表丢了，我赔你。”王南生说：“你不用说赔我，我知道你会偷，你的东西都不是好来的。”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苏××推开了。“小点，别跟他废话了！苏上来就给了周长利头上一锤子。据后来审讯王南生的公安人员向他透露，根据医院的尸检报告，周长利受了三处致命伤。这是第一处。跟着，祝××上去，又给了周长利一剪子。“这是第二处致命伤。”王南生说。这时，他急了，拦着其他人说：“行了，别打了！”他对周长利说：“你跪下！叫红卫兵爷爷！”<h3> <h3>影视作品里的打群架</h3></br>说这话的时候，他很激动，感觉这就像一种“审判”。“小混蛋扑通跪下了，清清楚楚地叫了声‘红卫兵爷爷’。”周围的人都在嚷着：“小点，让我剁一刀！”“让我给他一叉子！”王南生喊道：“都别他妈打了！他都给你跪下了，还打他干什么？！把他送公安局去！你们走吧，都别管了！”以后，大部队陆续散去。<strong>最后一击</strong>王南生打算先把周长利送到附近的海军总医院。正好旁边有个骑车看热闹的路人，刘沪生遂命令他：“你过来！骑车带上他！他不干，说：“这人浑身全是血，我不带他。”刘蛮横地说：“你带不带？你不带他，连你一块揍！”此时周长利还很清醒，对那人说：“你就带着我吧，弄脏了你衣服，我买新的赔你。”<h3>那人不得已，带着周长利骑在中间，王南生骑在最左边，在他们之间是小坛子。周长利的右边是马猴子，再边上是刘沪生。一群人沿着水电科学院所在的路向海军总医院骑去。</h3></br><h3> 突然，有人拿着擀面杖冲上来，一下子打在小混蛋头上。王南生冲后面跟着的人喊：“你们他妈的别打了，血都溅到我身上了！”<h3>这时，周长利向王南生求情说：“小点，今天放过我吧。”王说：“别废话！现在先把你送医院治伤。完了以后，送你去海淀公安分局。你呀，玩到这儿就算到头了！”</h3></br>周长利可能不想进公安局，于是又转向旁边的小坛子：“你跟点儿说说，我服了，放过我吧。”这时，一群人都看着小坛子，眼露凶光。小坛子挂不住了：“你他妈废什么话，你以为我不敢叉你？！说着，一刀扎了过去。周长利两腿一蹬，身子一下就直了，然后直挺挺地从车上栽下来，倒在了地上。<h3> <h3>后面跟着的一些人又拿着菜刀拥上来了。“这是流氓装死！小点，你别管他，我们要打他了！</h3></br><h3>周长利撑着坐了起来，正好面对着王南生，说了一句：“都叫你们红卫兵爷爷了，救救我，救救我！”说完，扑通又倒下了。</h3></br>王南生看他身体还在动，喊道：“谁也不许打了！他跑到路边的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的传达室，想借电话叫急救车，传达室的人死活称“电话不外借”，他只好拜托对方给公安局和海军总医院打电话。这时，有人把他从传达室里拉了出来，让他赶紧走。他对呆若木鸡的小坛子说：“你还不赶紧走，这一刀出事了！你记住，什么都别说，赶紧走！”人散后，江小路才赶来，在周围转了一圈。“心里觉得挺恐怖的，地上好多血。”等曹都都回家放下表去找队伍时，路遇熟人，说架已经打完了，对方没几个人，根本不堪一击。中午时分，他去海军总医院看了看。门诊楼内乱糟糟的，门外一辆板车上还有血迹。他听说，人拉来时就已经死了。 <strong>“流氓杀人犯”</strong>事后，王南生等人顺着运河边回了学校。中途，他让小坛子把刀扔在了运河里。中午，他们一起到工农兵食堂（即惠丰堂）吃的饭。王南生嘱咐大家：“这回事情弄大了，大家要统一口径，都别主动说出去。如果公安局要问，你们就往我身上推。前面的事我都担着，因为我已经向公安局报过案。后面怎么回事，咱们都不知道。”下午，王南生准备回家，刚到罗道庄，就被两个骑挎斗摩托车的警察截住了。当晚，他和部分涉案者被关进了西城公安分局的拘留所。之后，他被转到海淀分局的看守所。为这一案，公安部门前前后后抓了70多人。由于王南生拒不交待，或许还有其他原因，祝××和刘沪生等少数主要参与者，始终没有被抓。<h3> <h3>王朔扮演的“小混蛋”</h3></br>关押期间，在王南生就读的翠微中学、他家所在的七机部大院等，举行了四次上千人规模的批斗会。他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写“流氓杀人犯王南生”。他每次都在台上喊：“我不是流氓，我们是打流氓的！”每次都招来一顿打。后来，牌子上终于去掉了“流氓”两个字，变成“杀人犯王南生”。当年9月，他与同案的苏××、小坛子、刘××、马天儿、柱子、秦桧儿一起，被转到了北苑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开始叫“黑帮子弟学习班”，后改称为“中央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那天被迫骑车带周长利去医院的那人本来与此案毫无干系，可能因为他父亲也是个黑帮，也被关进了这里。直到那时，他们才知道这个“冤大头”叫杨××。王南生前后一共被关了400多天。1969年底，因一度被打成“叛徒、特务”的父亲获得释放，根据这个学习班不成文的规定，他也获释了。按照“三天内离开北京”的释放条件，王南生去了外地，在父亲的老部队——40军120师当了兵。 影视作品里的大院子弟<strong>“兵匪合流”</strong>据《1968年的北京江湖》一文所说，周长利死后，北京市的玩主每人军用挎包里装一把菜刀，“见到红卫兵，就办”。王冀豫认为，这种说法缺乏根据。他猜测，这可能指的是其后在江湖中崭露头角的达智桥“菜刀队”。但“菜刀队”的玩主们并未与大院的老兵们发生大规模的正面冲突，大家时常碰到，还点点头。在王冀豫看来，“菜刀队”实际上吸取了“小混蛋”的教训。1969年，大院里的老红卫兵们当兵的当兵，下乡的下乡，好勇斗狠的风气不再。后起的大院子弟与玩主迅速融合，进入了王山所说的北京文革历史上极其独特的“兵匪合流”时期。王冀豫在山西插队时，曾在永济火车站遇到过昔日小混蛋的一帮兄弟。双方都很客气。这些人多是从新疆跑出来的劳改犯、劳改就业人员，专门在陇海线上扒窃，被称为“吃大轮的”。为向王冀豫演示其神偷妙手，有两人顺手从一个给生产队卖驴的老大爷身上偷了100多元，随后又把钱还给了他。“他们在向我展示，盗亦有道，这种钱是老头的活命钱，不能偷的。”王冀豫说。<h3> <h3>“小混蛋”不死，就混成了“老炮”</h3></br><strong>“混蛋找我来了”</strong>让王南生等人不能接受的是，至今一些不了解历史的人仍然认为，他们这些有背景的干部子弟无法无天，可以打死人不偿命。这一案的涉案人员中，大都被关了一至三年不等。王南生承认，他们中确实没有被判处死刑的，但他认为，这并非因为“优待”，没被重判的原因有三：一是因为责任很难完全分清；二是大都是未成年人犯罪（那天的参加者中，不满19岁的他算是最大的）；三是周长利是被立案的刑事犯。他希望那些认为周长利是对抗权贵子弟的平民英雄的人注意一个事实：这些人身上穿的军衣、手上戴的手表、天天下馆子挥霍的钱，都是偷、抢而来。而且，当年从上到下都提倡所谓的“群众专政”“文攻武卫”，私设公堂、草菅人命的情况司空见惯。“小混蛋事件”前的1967年8月，王冀豫曾在“粮校武斗”中伤人致死，被关进监狱，后也转到了北苑学习班。据他所知，当时对于文革中未成年人的过失杀人，基本上都没有重判。与他同监的一个姓刘的中学生，因被“黑帮子弟”抢走毛主席像章而杀死了对方，证据确凿，但一年后无罪释放了。“不能用今天的法律观念诠释文革中的乱象。”王冀豫说。但王南生承认，小混蛋再怎么样，罪不至死。“我们虽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但客观上等于用私刑杀了他。因此，不说在法律意义上，即使在江湖道义上，我对小混蛋也还是有亏欠的。我个人对他的家人表示歉意。”<h3> <p class="ql-block">影视剧里的大院子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周长利死后，王山等人一直怀疑有人出卖了他。怀疑曾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因为在动物园转车耽搁了很长时间，就是在等这个人。但是怀疑始终没有得到印证。随着年龄渐长，王山开始有了一个奇怪的推测：这个出卖消息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周长利自己。那时，他交了许多老兵朋友，推心置腹，引为知己，甚至不惜为此冷落自己的老朋友。曹都都一直觉得，周长利阴魂不散。1972年，小坛子重病住院，他和王南生等几个人去看他。小坛子在病床上坐着，手上玩着一把钢丝锁。大家劝他：“你没什么大事，好好养病。”他说：“是啊，我也觉得没什么事。”接着，他又莫明其妙地说了一句：“混蛋找我来了。”近年来，王冀豫一直在公开忏悔。他认为，干部子弟里也有渣滓，这些人也可以说是“流氓”。据他所知，一些身背残忍血案的老红卫兵，后来都没能善终。“我是觉得，我们做事，人在做，天在看。恶行总会有报应的，冥冥之中很多东西是讲不清楚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