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小学高年级的时候，连环画已不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那时浦东南路小学还没有向学生开放的图书馆，但浦东图书馆有几张借书卡分配给各校的五六年级学生，我们班也有一张，班主任毫不犹豫地把这张借书卡给了我。浦东图书馆当时在东昌路善堂路，借书周期一般不能超过两周，于是我几乎每周下午从家里步行四五十分钟到善堂路，借一本喜欢看的书，《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
1959年，我进洋泾中学读初中，学校有自己的图书馆，就不再去浦东图书馆借书，但每次路过善堂路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在那幢庭院式老屋里的图书馆门口逗留片刻，似乎有难以割舍的情结。
有一个学期班委会改选，我成了班里的图书委员，除自己借书外，还负责为班里同学借书还书。每周有半天的劳动日，图书委员可以不去学校农场，而是去图书馆帮着整理书柜、修补破损图书。加上后来的高中三年，我和洋泾中学图书馆相处六年。我如鱼得水，像是老鼠掉进了米缸。我在那里读了许多中外名著，鲁迅的茅盾的老舍的，还有巴金的《家》《春》《秋》，孙犁的《白洋淀纪事》《风云初记》等，读过的外国文学作品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童年》等，后又迷上《红楼梦》《封神榜》等中国古典小说，也喜欢一些革命题材的小说，如《青春之歌》《红日》。
我读高中时，学校给了我助学金，每月7元。姆妈在里弄加工场做工，每天工资才8角钱，因此这对我们家来说是笔不小的收入。每个月我领到助学金如数交给姆妈，她会抽出其中一张给我。那时，全家穷得吃不饱饭，她把这一元票面的纸币给我，是很慷慨大方的行为。姆妈每月给我钱，是知道我爱读书，让我订阅文学杂志、买书。我每月花两角五分订一本《萌芽》，余下的钱买《人民文学》《少年文艺》和别的书籍。
东昌路新华书店是当年我所知道的浦东地区唯一的书店，朝南开间门面，两边墙壁的书架分门别类陈列各种图书，中间长方形的大桌子摆放刚到的推荐新书。每个星期天下午，我几乎都去那里，在书店孵一个下午。那时的书没有塑封，我在书架前一本一本挑选着翻阅。一个下午读不完，在书店打烊之前，我暗自记下这次阅读的页码，等下一个星期天来续读。不知是我的个子确实矮小，不引人注目，还是他们故意眼开眼闭，成全了一个贫困少年贪婪的阅读愿望。我感激他们当年没有赶我出店门，让我在那里得到了最初的文学熏陶。每个星期来，却不买书，我也觉得不好意思，但我囊中羞涩，买不起厚厚的长篇巨著，偶尔也挑一些薄薄的文学读本购买，比如9分钱一本的《散文选读》、3分钱一册的《中学课外阅读文选》。
每个月我会找一个下午去一次福州路旧书店。为省车费，我选择在杨家渡或东昌路的轮渡站摆渡过江，全程步行到福州路，在那里泡几个小时。我在福州路旧书店期刊门市部买过的5分钱一本过期的《文艺报》、1角钱一本的1960年和1962年的《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至今仍收藏保留着。一本在旧书店购得的茅盾主编的《1960年短篇小说欣赏》被我翻得封面都破了。
时隔一个甲子之后，我偶然翻阅这几本纸本读物，发现当年编《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的，全是为我所崇敬的大家，张天翼、陈白尘、艾芜、周立波……作者也多赫赫有名，陈残云、梁斌、欧阳山、林斤澜……纸质泛黄的内页，少年时我读过处留下钢笔圈划的墨水痕迹仍在，那是我最初编织作家梦的经纬。
其中有些口号般的豪言壮语和美丽辞藻曾被我圈圈点点，作为警世妙句，对“彩色田野”充满诗情画意的描绘，被我打了一个个赞赏的五角星，我还用一个小本子摘抄这些句子。六十多年前正是饥饿年代，回忆那时，那个面黄肌瘦瘦骨嶙峋饿着肚子的少年，耳边挥之不去的是姆妈刮米缸底的凄厉声音。阅读字里行间出现的稻米香、烤肉香，不知当年是否有画饼充饥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