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老是我第一个近距离目睹死去的人

冯老是我第一个近距离目睹死去的人

2024-12-06 02:58

冯老是我第一个近距离目睹死去的人近距离

生死是人生的常态，有生就有死，这是自然规律。但人对生死的感受很不同，生是生命的诞生，是希望，是阳光，死却是灭亡，是恐怖，我以前就是这样看待死亡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自己快速的老去，我目睹的死亡越来越多，死不再那么神秘，也不再那么恐怖。有些人的死亡，特别是我的几位世界语老前辈、恩师的离去让我感悟感动。

又是一年清明时，我想起了他们离世的瞬间，他们走了，却在我的心中永驻。

冯文洛在家中

冯文洛老*（Venlo Fon）是我的第一位世界语老师，他也是《中国报道》最早的三个工作人员之一。他出身大盐商家庭，曾就读南京金陵大学。据说年轻时很激进。解放前，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他在重庆主持过世界语函授学校，培养了大批世界语人才，其中就有世界语翻译大家——李士俊。他1943年编的《世界语中文大辞典》和《世界语初级讲座》是解放前后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世界语者学习世界语的重要工具书和教材。解放后，他为编辑《中国报道》、出版世界语图书、帮助国际电台开播世界语广播倾注了大量心血。

晚年的冯老住在甘家口中国外文局办公大楼不远处的一栋简易楼里。他与老伴无儿无女，晚年时由老伴的侄子前来照顾。1979年早春的一天，我在办公室听说冯老不行了，就与两个同事前去看望。在冯老的楼前，见到刚从冯家走出来的祝明义，他说：“冯老走了。”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问：“去哪里了？去医院？”明义无声地摇摇头，我也明白了。我们疾步走进冯老那简朴的一室一厅的小屋，只见冯老夫人的侄子正在给冯老整理衣服。冯老穿的是深棕色的中式对襟棉衣，黑色棉裤，黑布鞋。他的身体很柔软，像一个衰老、无力、无奈的老人，任由人摆布。冯老的样子一点也不可怕，面容慈祥。我们和冯老的夫人默默地站在一边，看着这一切。整理好衣装后，我们大家在房间的空地上，用两个方凳和一块床板搭起了一张临时的灵床，铺上褥子和白床单，然后将冯老从床上抬到上面，等待来人将遗体移走。冯老夫人用手为冯老理好头发，为他戴上眼镜，把另一副眼镜放到他手里，再把一块手帕放到冯老的另一只手里。就在这时，房间的寂静被冯老夫人突然爆发的哭声打破。也许就在此时，我才意识到冯老走了，永远地走了，眼泪夺眶而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着一个老人的离去，时间是1979年2月5日上午，冯老时年78岁。

*冯文洛，曾任《中国报道》杂志主编，参与《鲁迅小说集》的译稿。

方善境晚年

1983年11月6日，方善境老*（Tikos）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11月11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中国报道社在八宝山殡仪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方老不仅是中国世界语界的名人，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地位：他是第四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所以参加追悼会和送花圈的除世界语界、中国外文局的领导外，还有全国政协、文化部的代表，可谓哀荣，这是方老应得的尊重。但想到方老晚年备受疾病折磨，想做不能，想见不得，没有自由，孤独寂寞，甚是心酸。

对于死，方老一向很豁达，他多次说过：“死有什么可怕，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可怕的是死不了，活不成，瘫在床上......”方老不幸而言中，晚年的他就是生活在这种无奈中。

方老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常因突发状况而送医院。他有一个儿子，但儿子一家与他一直分开居住。记得，方老住在外文局榆树馆家属宿舍时，那一间一套的小屋虽然拥挤、狭小，却是温暖的，自由的。方老的生活由一个南方保姆梁阿姨照顾。那时，方老这间小屋常有国内各地的世界语者光顾，有的还长住在他家里，协助他的世界语活动，如上海的孙凯之老先生。我们办公室的同事更是常去。他生病住院时，办公室年轻的同事们还自愿排班前去照顾（那时医院没有护工）。那是方老晚年一段比较愉快的时光。

严重的高血压最终导致方老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为了方便照顾，外文局与方老儿子单位协商后，给方老在劲松分了一套小三居，让方老与儿子一家同住。方老的儿子是一名中学教师，为了儿子，方老50岁丧偶后没有再婚。但儿子对方老终生热爱和从事的世界语事业并不支持。换房本来是为了方便照顾方老，没想到反让方老苦不堪言。儿子儿媳辞掉了原来的阿姨，新阿姨对照顾方老漫不经心，常把老人一人锁在家里外出与别人聊天，我们几次去看望方老时，都被她锁在门外。我们眼睁睁地隔窗（方老住一楼）看着方老坐在便盆上，看他衣不遮体地躺在床上......为了不让方老与单位联系，儿子甚至没收了方老的纸和笔，连个字条都不让写。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生活不能自理的方老竟在别人的帮助下离家出走，这是多么可悲的事！

方老一生淡泊名利。记得他退休前，一次我陪张企程老去医院看望他。当企程告诉他说要给他涨一级工资时，方老说：“不要了，我都要退休了，干不了什么事了，干吗要涨工资！”方老真的不在意待遇，但他在意的是世界语！即使在他健康尽失，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一提起世界语，一提起社里的工作，他浑浊的眼睛立即泛光，脑袋里有说不完的点子和建议。不让他搞世界语活动，不让他接触世界语者，无疑是要他的命。方老在他不该走的年龄走了，才76岁。愿方老在天国安息，愿他在那里能自由地、高兴地继续从事他热爱的世界语事业。

*方善境，曾任《中国报道》杂志社翻译组组长，成立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并担任校长。

1986年，张闳凡在第71届世界语大会上

1989年7月31日，张闳凡*（Honfan）因突发心肌梗塞于北京逝世，享年79岁。闳凡去世时，我因公干在外没能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却在同年的11月21日参加了中国报道社为他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安放仪式极其简朴，除了家属，只有报道社的几个人参加。我们围着骨灰盒三鞠躬之后，闳凡的儿子将骨灰盒放到壁龛里，闳凡的夫人毕曼英女士将一副眼镜和一支钢笔放到骨灰盒上。这一幕立刻让我想起了冯文洛老离世时老伴给他戴上一副眼镜，将另一副眼镜放到他手里的情景。我大事记不住，而这些小事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

一副眼镜、一支钢笔，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身份的标志，是他们立足这个世界，从事自己事业的武器和工具。它们陪伴闳凡经历了时代的变迁，走过了风风雨雨。

在中国报道社，闳凡最初给我的印象是：有深厚文化底蕴、有思想、懂政治、严谨严肃的业务权威。文化大革命中，我从另一面了解到，他还是个名副其实的老革命。早在1931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带领学生南下请愿要求抗日。1932年被捕，在国民党监狱里坐了六年牢，狱中他学习了世界语。出狱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这一段历史成了闳凡的污点。由于这“污点”，闳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叛徒”，也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早在文革前，我来社不久就知道他是一个被“控制”使用的人物。但闳凡豁达，对于政治上的不公待遇，对于自己的委屈，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而是以自己真诚的行动继续向党组织靠拢。文革后，拂去历史的尘埃，他终于在1980年2月又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7年，由他主编的200万字的《世界语汉语词典》出版了。为此他付出了六年的日日夜夜，不分寒暑，没有节假日，连春节去看他时，他也在工作。字典编成以后，已经77岁的闳凡，不知老之已至，还想在他有生之年编一本《世界语分类词典》，并对《世界语汉语字典》进行补遗修订。为此他还写信，邀我参加。我因工作忙，更因畏难情绪，婉拒了他的邀请。我羞愧无比，愧对他的在天之灵。闳凡老带着他没有完成的计划和遗憾走了。我希望真有天国，希望闳凡老在那里能继续他没有完成的工作，用他的眼镜和笔。

*张闳凡，曾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副会长。

1989年12月，陈世德与英国世界语诗人威廉•奥尔德

1995年3月2日，Zesto (陈世德*中文名字的世界语谐音，我们通常这样称呼他)在京逝世，享年90岁。

1995年2月的一天，听说Zesto生病入住北京积水潭医院。我趁去医院看病之机，在非探视时间从医院的地下室溜进了陈老的病房。去时，从上海来看望他的儿女们刚刚离开，病房里只有他和陪护。陈老本来就很清瘦的脸，由于久病，加上没戴假牙，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见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此时，陈老虚弱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对我微微点点头。我也只能对他说一些宽慰的话。临别时，陈老竟艰难地从被下伸出一只手，轻轻地同我握了一下，嘴角露出隐隐可见的笑容。我知道陈老的状况不好，来日无多，但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急，3月2日就离开了，这次病房的相见竟成了永诀。

对于自己的后事，陈老在几年前已做了安排，留下了遗嘱：

“ 回想过去，我为人民服务太少，为党工作太少，惭愧，惭愧！

今已八十六岁，患有心肌梗塞、脑梗塞、萎缩及脑双侧多发脑血栓，不能补尽心力，做到老有所为，内心良苦。

我死之后，遗体交医院研究，不发讣告，家中不设灵台，各种吊唁形式一律谢绝。

陈世德（签名）

1990年9月20日于北京 ”

我想，任何一个人看了陈老的遗嘱，都会为他的豁达和开明的人生态度所感动。

陈老是1952年调到中国报道社工作的。他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先驱之一。早在1928年他就自学了世界语，1931年他与胡愈之、叶籁士、张企程等人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革命文化组织——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联盟。1938年初，在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始终把中国的革命事业和世界语的理想联系在一起，为中国革命和世界语运动培养了大批人才。

就是这样一位一心向着革命事业，为着世界语理想不懈奋斗的热情战士，一生却颇多磨难和坎坷。解放前，他为了革命曾两次坐牢。解放后，在极左的政治运动中，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被当成叛徒、工贼来批判，并在他70岁高龄时被“疏散”回苏州老家。苦难中的陈老并没有气馁，他靠着坚定的信仰，靠着他的豁达、乐观挺过来了。他看到了改革开放，看到了世界语的春天，等到了迟到的公正。1985年1月，在他80岁时，中国报道社为他开了落实政策平反会。记得那天会后在走廊上，我见到他步履轻快，表情兴奋地向我迎面走来。走到跟前，他对我说：“小谭，你今天很漂亮！”我为这意外的恭维话，先是一愣，后有一种想哭的感觉。Zesto, 哪里是我漂亮，分明是你今天的心里充满了阳光！

令人欣慰的是，陈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我们学生面前他总称自己的老伴为 “mia kara edzino (我的亲爱的夫人)”。他有4个儿女。较大的三个，在他的影响下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其中一个在解放后成为上海文艺团体的领导干部。陈老的最后几年由从事医务工作的小女儿一家照顾。那个家是温暖的，每当我们去看望他，都是充满了欢声笑语。更重要的是，孩子们理解他的信仰和追求，支持他的一切世界语活动，尊重一切与陈老联系的人。在陈老诞辰一百周年之时，他的孩子们写到：“透过他（父亲）的清贫，透过他的屈辱，拂去那些不公，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忠于信仰，忠诚事业，诲人不倦的大写的人！” “天空中，我们看到了属于我们父亲的那一束明亮而美丽的绿星的光芒！”

按陈老的遗嘱，报道社没有为陈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但在陈老遗体火化（因陈老年纪的关系，陈老捐献遗体的愿望没有实现）的那天早上，除陈老的家属和报道社的领导外，得知消息，陈老在京的部分学生从不同单位来到停放陈老遗体的安贞医院太平间。没有哀乐，没有悼词，只有一束寄托亲人和学生们无限哀思的鲜花放在陈老的胸前。大家围站在他遗体的周围，默默地向他鞠躬告别。

载有陈老遗体的灵车就要启动的时候，我与杭军没有按事先的安排，跳上了灵车，我们想再多送他一程。陈老的灵柩被直接推到八宝山殡仪馆通向火化炉的大门前。陈老的女儿俯身吻别了父亲。再见了，Zesto! 您走好！当我想您的时候，我将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那颗永远闪着美丽光芒的属于您的绿星。

*陈世德，曾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主编《世界语新词典》。

葛一凡晚年

2003年3月9日，葛一凡老*（Ivanko）（我们称他老葛）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3月14日，中国报道社在八宝山殡仪馆为他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仪式上没有放通常的哀乐，而是按家属的意愿播放了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老葛的遗像儒雅而有神采。儿女送给他的大幅挽联挂在告别大厅中，非常显眼，上面写着：“寿登九秩，竟不遑取求，当因意薄红尘；管搦四纪，得应机殚力，盖缘心惜绿星。”应当说这是老葛儿女对自己父亲一生工作和品格的最好总结。老葛的儿女还代我们这些他在中国报道社的同事们订做了设计独特的花圈，用黄白菊花铺底，中间突出了几个象征世界语的绿星。老葛就静卧在亲人、朋友和同事送的鲜花和绿植中，场面肃穆而温馨。我们每人手拿一支玫瑰花，轻轻地走到他的跟前，放到他的身边，又轻轻地离开，生怕惊到睡去的老葛。老葛静静地走了，如同他静静地生。

世界语编辑部的人，不管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多属冲动型的人，其代表人物是方善境和李士俊。别看方老平时慈眉善目，在政治业务学习时，常会因意见不同而与同事发生激烈的争论。方老会“吹胡子瞪眼”，脸色也会因激动而变红；老李声音响亮，争论起来分贝高，如果没有人出来干涉，他会一直说个不停。而老葛，我却从来没见他同别人争论过。他的安静常让人忘记了他的存在。即使在那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他也往往是以沉默面对批判。平时，他待人谦和，平易近人，淡泊名利，与谁也不争。工间休息时，我和与他同在一个办公室的陈方方喜欢与他聊天，开他的玩笑。一天，方方问他：“老葛，像你这样的人，还会有人骂你吗？” 老葛回答说：“有，我老伴骂我蔫损。”

老葛的静，可谓静得彻底：说话轻声细语，走路慢慢腾腾，连他大笑时，也只是他张开缺牙的嘴，却听不到一点声音。老葛的静，是性格，更是修养和境界。

就是这样一个安静寡言的人，老葛在报道社从事的却是与国内外读者打交道的通联工作，而且一干就是30多年，直到他退休。他每天处理回复大量的读者来信，不辞辛苦地满足读者提出的各种服务要求，接待来访的国内外世界语者。曾经把自己全部遗产捐赠给中国报道社的比利时读者吉斯林先生的来往信件就是老葛处理的。我见过吉斯林老先生那天书般的手写长信。如没有高超的语文水平，丰富的业务经验，很难能看懂他的信，顺利地同他交流。正是老葛对工作的认真，对人的诚恳和热情，他的工作不仅为改进刊物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加深了编辑部与读者之间的感情，同时也为老葛赢得了很多世界语者对他个人的友谊。在此我想提两个人的名字：麦尔先生和于道泉先生。

德国的麦尔先生从1956年起就是我们《中国报道》的代销人，订户曾多达300多人。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他都始终站在中国一边，2000年他逝世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一半存款赠给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他也是老葛的个人朋友。他们的友谊始于1932年，因世界语在天津相识。麦尔先生于1987年，在他86岁时，与夫人实现了重访中国的愿望。老葛在他简朴的家里设宴款待了老友，老葛夫人亲自下厨为客人备菜，老葛的儿孙也赶来与客人见面。我有幸应邀参加了这次聚会，见证了他们亲如家人的友谊，备受感动。2000年年初，麦尔先生在我们祝贺他99岁生日的贺卡中看到老葛的签名后，来信写道：“……我更高兴的是看到了我的老朋友葛一凡的签名，因为新年里我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我感谢你们这美好的表示，我祝你们健康、进步，祝你们亲爱的祖国取得更大的成就。我的最大愿望是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台湾回到你们祖国的怀抱。”这年7月麦尔先生去世。3年后老葛也走了。愿这两位相互惦记的老友能在天国再续友谊。

于道泉先生是老葛最亲近的中国世界语朋友之一。老葛的办公室在我们办公室的小套间里。早些时候，我常看见一位个子高高，身穿中山装、头戴干部帽，沧桑的脸上布满深深的沟壑，高高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老者去找老葛。他大步流星地来，又匆匆地走。出于好奇，我问过老葛是谁。老葛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他是民族学院的藏语教授，三十年代初就学了世界语的老世界语者。多年后，我在报刊上读到一篇介绍于道泉的文章，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他是我国研究教授梵语藏文的大学问家，他还是个语言天才，懂得13种语言，其中有世界语。关于他的学识和成就网上有很多报道。他的趣闻轶事更让我忍俊不禁：骑一辆破自行车，被当成修车人；不让高官的妹夫陈云副总理乘小汽车去看他；为了响应国家“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他为没工作的妻子买了一只母山羊，让其在高粱河边放牧，还为妻子和山羊配备了雨衣……多么可爱、可亲、可敬又有趣的老人！我真后悔，当年他来编辑部找老葛时没前去问候一声。幸运的是，我手中有一件他的遗物——1923年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开学的集体合影的明信片原件。这是1999年2月9日我去看望老葛时，老葛送给我的。他对我说，这是于道泉保存并送给他的，其价值在于老。明信片有些破损，但它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一段记录，是两位老人对世界语的情，也是我对两位可敬可爱的前辈的记忆，我会珍惜。

*葛一凡，曾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理事，参与鲁迅《朝花夕拾》世界语译文改稿工作。

故人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我常常想起他们。每当这时，与他们平日相处的点点滴滴，会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他们用自己对信仰的虔诚，对事业的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及他们对我们晚辈的宽厚和诲人不倦无时不在影响和教育我们。回忆他们有些哀伤，但心里满是感激，也是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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