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同的尺子量不同的人才
——南京农业大学人才分类评价改革探索
通讯员 许天颖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当前，高校教师评价改革以破“五唯”为根本导向，坚决摈弃“以刊评文”、破除论文“SCI至上”。破旧之后，如何立新？对于应用型人才的贡献、青年人才的潜力、紧缺人才的价值，如何做到科学公正地评判与释放？近年来，南京农业大学积极探索推进人才分类评价，“定量”与“定性”双管齐下、兼顾过程与结果，用不同尺子“量”不同的人才，为当前高校教师评价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不让应用型人才坐“冷板凳”
每年3月选亲本、5月播种、6月移栽、8月做杂交、10月收种，剩下的半年，土地休息了，人却不能跟着一起休息，还要做研究、做推广……这种工作，南京农业大学水稻分子遗传与育种团队的刘世家一干就是20年。
“师弟师妹都发表了‘顶刊’，你几十年在田间地头默默无闻有用吗？”干了近20年的刘世家，经常会被问起这类问题。
“研究分几类，田间育种直接关乎农民收成，也要有人干。”刘世家说。20年来，刘世家参与培育的水稻新品种覆盖了长江中下游各生态类型，累计推广3500多万亩；以他本人为主选育新品种直接转让经费1150万元，参与选育品种转让经费2572万元。
2020年，刘世家的业绩材料被送到了5位同行评审专家的手中，专家们客观地指出，该同志的独立论文成果较少，但在水稻品种选育和推广方面的工作功不可没，经学校职称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决定，同意其将水稻品种作为“代表作”送审，申报推广研究员职称。
“农业科学研究具有周期长、见效慢、既顶天又立地的特点，所以农业科研人才的评价尤其要顾好‘两头’。”南京农业大学人力资源部部长、人才办主任包平说，“一头要突出原始创新，强调解决重大问题；另一头则突出实绩和贡献，强调在品种技术推广、产业服务运用中的社会价值。”
包平表示，过去“唯论文”“一把尺子量到底”，很多应用型技术人才得不到重视。为了不让应用型人才在职称、待遇等方面坐“冷板凳”，近年来，学校在职称评定方面为应用型人才专设轨道；政策上单列指标，个性化设定考核任务；执行上依托KPI（关键业绩指标）考核，给学院释放更大自主权，让应用型人才脱颖而出。
青年人才培育要“松松土”
2015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拥有稳定教职的青年学者汪鹏决定回国，加入南京农业大学赵方杰教授牵头的环境生物学团队。经过与赵方杰以及多位专家的长时间讨论，汪鹏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土壤、作物与区域人体健康的关联。
近年来，团队与国家疾控中心等部门合作，深入我国南方地区开展深入调研，汪鹏作为第一执笔人向有关部门提交有关“土壤环境与人体健康”的建议报告，得到了积极回应。在广泛的调研和实践中，汪鹏也以第一或通讯作者的身份在土壤、植物、环境等多个领域的主流期刊发表多篇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其中7篇入选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高被引论文。
“在当前高校的教师评价改革中，需要破除的是论文‘SCI至上’，而非全盘否定SCI，我们鼓励发表高水平、高质量、有创新价值、体现服务贡献的论文。”包平说，近年来各高校大量引进青年人才，青年人才在科研经费、职称晋升等方面有不少难题。在此背景下，学校对青年人才的考核评价坚持“定量”与“定性”双管齐下。“定量”体现在论文、专利、奖项等方面，“定性”则体现在对科研人员的研究潜力判断上，对人才进行“发展性评估”，重点把脉工作状态、放眼科研潜力，根据实际科研所需，适当延长评估周期，在青年人才培育过程中松松土、施好肥、加把劲，尽快让这些“小先生”成长为“大家”。
让稀缺“好苗子”扎下根
在大多数人眼中，高校的科辅岗不仅距核心科研较远，更与高级职称无缘。然而，2019年，植物保护学院实验员马洪雨评上教授级高级实验师，在科辅人员中引起很大震动。
2011年，马洪雨在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完成博士学业，喜欢摸索实验技术的他选择留校，成为当时绝无仅有的“科班出身”的实验员。依托之前的积累，马洪雨成功将相关技术运用到研究之中，发表SCI论文30余篇，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因作出突出的实验技术贡献，2018年马洪雨被列入“江苏省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先进个人”的首批名单。
2019年，南京农业大学职称评审评委会上，专家们对马洪雨的业绩给予了一致认可——正高级职称晋升“全票通过”。
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助理王源超介绍，2014年学校放开实验系列人员的正高级职称晋升通道，对于实验室的教辅、科辅人员，工作过程中表现优异、在推动重大科研产出中贡献突出的教师，可以申报教授级高级实验师职称。
“农业讲求生态，人才的培育也讲求环境，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南京农业大学校长陈发棣认为，学校当前按照人才的成长规律，本着分类施策的原则，进一步建立健全用人评价机制，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潜能的人才提供应有的发展支撑，构建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人才需求的平台与环境，努力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事业激励人才，让人才成就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