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具体的考古，探索跨类型的红色叙事。一群青年，一所红色学府、大革命时代的历史，电影以何种情节将历史细节“编织起来”？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认为，“影片在众多的人物中找到了“孤星社”社员，在历史长河中寻到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用切片的方式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来做电影。而影片落在惊险片这一类型，这在中国红色电影中是有经验与传承的，例如影片《铁道游击队》《神秘的旅伴》《英雄虎胆》《林海雪原》《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以激烈的敌我冲突与高度悬念赢得观众。”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吴海勇看来，不同类型的融合，“是历史题材电影向虚构创作的攀升，是电影的一种新拓展。”

主流叙事与类型化表达的结合，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程波认为是“青春性、红色主流以及浪漫叙事的有机结合”，是一种“均衡感”。他用“韧”字比拟电影类型化叙事的价值，“类似《孤星计划》等电影启发我们，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有韧性的抗争形成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反转，链接后面建军的光芒时刻。”

“新技术的诞生是对观影方式的巨大分流，巨量信息逼着人们做出相应时间的选择，这就是竖屏出现的原因，看电影其实是对观众时间支配权的争夺战。”黄建新认为，“不是说电影不能存在，而是说电影要变得和观众的关系极为密切，探索如何做才能让观众把时间支配到你这里来。这个戏中反转的情节、青春的气息、历史的悬疑等种种探索，要勾引观众的好奇感，让观众想知道这件事，这就是争夺时间支配权的重要方法。”

以“心灵历史”与青年观众“心灵沟通”

郑大圣回忆黄建新拍摄电影《1921》时的话：“不管多么伟大的题材，首先它得是一部好看的电影。”而面对《孤星计划》，上影集团导演、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原会长朱枫认为，“导演在影片中将历史真实感做了放大与强刺激，在叙事与演员选用上勾连以青春的活力、理想与荷尔蒙，同今日的年轻人产生连接。”正如人物丁梦华在影片中所说“信仰会让我们再次相逢”，影片中年轻人那改变旧世界的信心，让现在影院中的年轻观众共情，是消弭百年距离的最有效方法。

如何抵达青年主体观众，是新主流电影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建强认为，“25岁以下的青年观众，仍然是今天电影观众的头部，仍然是我们需要花大力气争取的主体观众。作品和观众的关系是目前文艺创作的核心问题，主流的红色电影进入传播领域之后，也必须要符合市场规律，必须要和主体青年观众产生心灵上的沟通。”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斌用“青春颜色”予以概括，“今天我们影视作品审美的重要性，不仅是要把电影拍出来，更重要的是在主流观众当中能否得到精神反馈和价值认同，这是最根本的诉求。”

年轻革命者的红色故事不会止歇，这其中是无数青年人的同频共振。而正如影片《孤星计划》导演徐展雄所言，“红色上海的故事源源不断，希望被我们不断拍下去”，上海是有着丰厚红色文化的光荣之城，如何挖掘上海的红色资源，真诚讲述地方特色的党史故事，是万千文艺工作者不断赓续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