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危亡警告与救亡呼吁》是一本反映辛亥年保界救亡运动的作品。1911年，英国侵占云南片马，法军陈兵中国云南边境，沙俄借修订《伊犁条约》及附约之际，企图攫取新疆、蒙古等地的多种权利。传说列强在巴黎集议，计划瓜分中国，仅留河南、陕西作为中国土地。在边疆和民族双重危机进一步加剧的情势下，当时的政界、商界、学界、华侨、留学生等群体掀起了保界、拒约与爱国救亡运动，并迅速影响全国，成为保路运动的前奏；而在舆论准备、社会组织、发展商团等民间武装等方面，为辛亥革命做了准备。本书广泛收集中日两国的资料，汇编成集，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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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中国国民会的成立及其与使馆的冲突

留日学界一向是近代中国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策源。1911年2月25日，豫晋秦陇协会于中国留学生会馆集会，筹议行动办法。次日，东京中国留学生遍发传单，召开全体大会，到会者1200余人。会上同盟会员邹资州、刘揆一、陈策三人提议：“对于中俄条约，俄国殊属无理，此事万一政府含糊答应，于吾国北省殊有损害。吾辈当竭力设法警告内地及各省谘议局，拒绝此约，且须运动各省谘议局成独立机关，组织国民军，以防外敌。”会议决议在一星期内成立救亡机关，向内地及欧美、南洋华侨发送警告书及电报，同时成立国民军，请驻日公使汪大燮代电政府，要求拒俄。会后，河南留学生、同盟会员刘基炎提议到使馆要求赞助经费，得到热烈赞同，于是，他被推为总队长，率领全体人员列队向使馆进发。

汪大燮慑于学生的浩大声势，表示赞助国民军，并认捐日币1000元。当时参加游行的自费生及官费生纷纷认捐，谈妥官费生每人认捐10元，由使署预支，以后月扣2元，并由汪大燮签字为信。

27日，留学生总会召开临时各省职员会，会后，以留东全体学生名义向上海《民立报》及21省谘议局发电：“俄侵伊犁，英占片马，法强索滇矿，若稍退步，全国沦亡。政府无望，已集全力，捐现金两万余，设立救国机关。”电报要求各省谘议局，“开临时会，组织国民军，以救灭亡。”同时，又致电爪哇中国会馆，要求南洋各埠华侨“协力进行”。

3月5日，留日各省同乡会约80名代表集会，在熊越山主持下达成“武力救国”的一致意见。会议决定不用“国民军”名义，而称中国国民会，推举同盟会员李肇甫、傅梦豪、陈策、袁麟阁四人为章程起草员。8月，国民会全体职员集会，通过《留日中国国民会草纲》，确定该会宗旨为“以提倡国民军为主，并研究政治、教育、实业”。同时决定各省于12日前推举代表二人组成演说团，共为五团，分往21省演说，宣传救亡。13日，又以留日全体学生名义公布《中国危亡警告书》，陈述俄、英、法侵略中国的严重局势，说明治标之法是“要求政府严拒俄人之请”，治本之法是“联合各省速创国民军”，本中之本是“革政治、励教育、兴实业”。

当中国国民会组建之际，留日女学生也建立了专门的爱国组织。3月5日，同盟会员林演存、刘其超、唐群英及朱光凤四人，发起召开留日女界全体大会，到会者百余人，会议选举唐群英为会长。

驻日使馆虽然答应了学生的爱国要求，但并不准备兑现。3月13日，留日学生代表赴使馆领取官费生捐款，并要求会见汪大燮，但汪大燮拒而不见。会计课长吴某称：如欲领款，非各人签名捺印不可。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办到的条件，因为留日学生分散在100多个学校里，南到长崎，北至北海道，不可能人人办理这一手续。学生代表据理力争，没有结果。15日，留学生召开评议会，报告13日交涉结果，并决定再次向使馆交涉，但汪大燮已先期避走横滨。参赞吴兆麟称：原允垫付的经费由公使做主，已不能付给。于是，48名代表即决定模仿北京国会请愿团在庆亲王门前长立一夜的例子，在公使馆静坐，直至天明。

3月16日，各校留学生闻讯赶来的已达五六百人，当即在使馆内集会，群情激愤。有人主张昼夜死守，“不得款勿归”，有人主张“自由行动”，但始终没有扰乱行为。汪大燮不得已，委托横滨总领事传言，要求学生推举少数代表次日在横滨相见。学生对此表示同意，并于晚8时撤离使馆。

3月16日下午，国民会理事长李肇甫、干事熊越山、职员马伯援（同盟会会员）、颜振兹四人赴横滨领事馆见汪大燮。汪称：“此次举动非尔等所应为。”学生答以“留东全体，同此忠忾，非某等一二人私意”。汪继称：“派代表回国一事，须查明所派之人及演说内容，始能决定。”他还建议将国民会改为爱国会，并再次强调，官费捐必须每人盖印，要求李肇甫等将国民会办法详细录呈，次日至使馆相见。

李肇甫等向汪大燮告退后即得悉，当日下午三点，使馆指责熊越山等“挟众要求，彻夜不散，殊属无理取闹”，要求学生们“笃志劬修，确循绳尺”。使馆态度的变化根源于清政府的强硬立场，当日，学部致电使馆，声称“学生干预政治，例禁綦严”“倘有抗拒情事，仍应从严究办”。外务部也致电汪大燮，严词指责其处理不当，声称倘再听任学生等“轻佻跋扈”，将予以革职处分。18日，汪大燮接见李肇甫、熊越山、马伯援三人，出示外务部及学部电报，要求解散国民会。同日，留学生监督处发表禁止国民会布告，声称“此中情形，必系贪人败类，借题生事”。

3月19日，中国国民会全体职员开会。有人提议开大会与使馆宣战，熊越山力主以慎重态度处理各事，李肇甫称：公使既不接受我等要求，强迫亦迥非本会宗旨，今后除依赖各人出资，讲究活动方法外，别无他法。最后决议：（1）募集自由捐；（2）根据金额数量，组织演说团赴各省演讲；（3）派代表赴东三省、云南、上海三处；（4）在上海创办日报，作为总机关，联络各省谘议局及公共团体，力图救亡。散会时到会诸人重签姓名，相互勉励说：“凡我中国男儿，当有决心，无论前途有如何危险障碍，吾辈必毅然行之。”

4月6日，发布《留日中国国民临时哀告内外同胞意见书》，详述成立经过及与使署交涉情形，批驳对该会的种种谣诼和误解。《意见书》放弃了组织“国民军”的提法，声称国民会的宗旨在于“兴团练，办体育”“人以武力来，我不可不以武力应”，要求清政府“许民间以讲武之路”。同日，又发布经修订的《中国国民会章程》，宣称“以提倡尚武精神，养成军国民资格为主，并研究政治、教育、实业诸大端”。18日，归国代表、同盟会员黄嘉梁（云南）、萧德明（四川）、蒋洗凡（山东）、金树汾（东三省）、王葆真（直隶）、傅梦豪（浙江）等六人由东京启程，分赴云南、东三省及上海，国内外运动开始合流。

第一批代表归国之后，留日学界只平静了几天，一个新的高潮又出现了。

4月上旬，上海《时报》《民立报》陆续刊载惊人消息，列强派大员在巴黎集会，商议瓜分中国。这则消息来源不明，很可能是革命党人为鼓舞民气而有意编造的。果然，留日学界忧心如焚，寝食不安，由拒英、拒法、拒俄发展为全面反对瓜分的爱国运动。23日，留日学生总会、留日学生国民会再次召开大会。在会上，云南留学生赵某指责清政府为“外人之走狗”。直隶学生王某说：“有一言告满族兄弟，今日中国处此瓜分时代，满人也要亡了，汉人也要亡了，满汉皆亡，争持什么呀！”他表示，“今日要救国，第一是泯除满汉。”会议做出11项决议，其主要者为：（1）清政府禁止国民会，当以不纳税相抗；（2）发动中国劳动者反抗政府；（3）不言满汉二字，以免侵犯满汉一致之权利；（4）再次派遣代表归国，联络各省谘议局，协力工作；（5）向世界各国华商团体募集国民会之基本金。显然，与会者正确地认识到，在瓜分危机面前，满汉民族有着一致的利益，因而能将“满族兄弟”和清政府加以区分，对“满族兄弟”强调“一致之权利”，对清政府强调发动中国劳动者“反抗”。这是正确的决策。

会议前后，各省同乡会陆续选出归国代表约57人，他们归国后有力地推动了国内运动。

除留日学生外，留德、留美学生也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忱。2月21日，留德学会致电京沪各报，声称：“俄以兵要约，掠地、侵权，时势危急，各国亦不直俄，望速筹救亡，并迫求政府力抗。”3月3日，再电上海《神州日报》等，指责“当局昏庸误国”。与此同时，欧美留学生也摆脱国会请愿运动的影响，于4月初致电上海《民立报》及各省谘议局称：“俄约败，瓜分著，速鼓民气，倡民捐，练民兵，为国效死。”这就从而表明，他们和留日学界以及国内运动发展相一致了。5月，由依利诺斯大学中国学生会发起，成立军国民期成会，提倡尚武。29日，十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召开会议，议决改名为爱国会，以“保全主权，联络友国”为主旨。

清末时，云南有一批学生在越南求学，当他们得悉法军陈兵滇边的消息后，立即致电清政府，要求迅速调拨北洋新军迎敌。其后，又刊发小册子，报告法国处心积虑地准备侵略云南的情况，作者沉痛地问道：“行将被人宰杀，被人淫辱，被人芟荑，被人掠夺……我父老思此，其能忍乎？”建议就地征兵，编练新军，以便保卫乡邦。

三大洲的中国留学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是以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很少见过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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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蒋楚婷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