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其中明确：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这一要求直指农村高额彩礼乱象，呼应了“苦高额彩礼久矣”的民间心理。

这并不是中央一号文件首次聚焦高额彩礼问题治理。2022至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对这一问题高度关切。这既说明农村高额彩礼问题具有“顽固性”，也说明治理决心之大。

彩礼本身是民俗文化的一种，高额彩礼是攀比心理、面子文化滋生的结果。近年来，农村高额彩礼问题愈演愈烈，已经成为一种顽疾，在多个层面困扰着民生。

新华社曾针对部分农村地区高价彩礼现象做过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彩礼动辄二三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先提彩礼再谈感情”居然成了一种见怪不怪的“新规矩”。由于高额彩礼明显超过了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不仅加重了农民负担，容易引发因婚致贫等问题，甚至造成多起纠纷和悲剧。

高额彩礼现象折射的畸形婚嫁观，扭曲了婚姻本质，败坏了社会风气，早已超越了“家务事”范畴，成为一个牵涉面甚广、后果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高额彩礼只是表象，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例如指望彩礼养老，才是高额彩礼的强力推手。正如新华社报道指出，在长期的收送彩礼中，一些地方形成明码标价的地域“行情”，且表现出“条件越差彩礼越高、家庭越困难彩礼越高”的规律。这种现实情境裹挟着一些家庭“随行就市”，不愿改变。这也是农村高额彩礼问题存在较大治理难度的背景。

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必须多策并举、重点发力。一方面，各地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典型示范等方式，逐步引导群众更新观念、抵制陋习；另一方面，要将移风易俗纳入乡村治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多多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作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扭转农村青年“婚恋难”局面。此外，也要关切一些家庭的难点和痛点，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应该看到，推进高额彩礼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有内容。唯有下大力气建设更为富裕文明的乡村，才能共同营造婚恋新风尚，才能逐步消解高额彩礼的“市场”。

在这一进程中，创新治理方式，是题中之义。河北省河间市作为第一批全国婚俗改革试验区，通过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促使婚事花费平均减少7万到15万元；四川西昌市成立婚俗改革数字化平台，助力文明婚俗；浙江台州市三门县在全省创新设立“县长颁证日”，倡导正确的婚姻价值观。这些新举措收到较好成效，带来有益启示。

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秉持长期主义，扎实推进，是不变的宗旨。

现代快报/现代+评论员 戴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