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初知道这个故事是因为2023年的电影《女人们的谈话》，由《三块广告牌》《奥利芙·基特里奇》的女主角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购下版权并担任制片人，鲁尼·玛拉主演。电影是黑白的，画面素净，但情节是匪夷所思的——在一个偏远的社区，女人们都是文盲，不停地生养、做家务，很多女人醒来后会带有莫名其妙的伤，因为男人们会偷偷给她们用给牲口用的麻醉药，在夜里肆意强暴她们，导致她们生病、受伤、不由自主地怀孕。于是，一群为了子女和自身担忧的女性在谷仓阁楼上开会，决定是留是走，能怎么留，又该怎么走？重点是：这竟然是根据玻利维亚2005年至2009年的真实事件改编的。

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就曾惊叹这本书“简直是《使女的故事》现实版”。电影是忠于原著的，同名小说的作者是加拿大女作家米莉亚姆·泰维兹。暴行是真实存在的，小说中的人物和言谈都是虚构的。

加拿大女作家米莉亚姆·泰维兹（Miriam Toews）

叙事技巧是《女人们的谈话》能发挥魅力的重要因素。作者没有把这个题材写成《花月杀手》那样追根溯源的非虚构，也没有像阿特伍德那样把《使女的故事》写成准科幻的悬疑小说，事实上，她故意在文中设置了现实的时间感——让这些被侵犯、不识字、想逃走都不知道往哪儿逃的女人的处境和飞机、汽车、摄影、民主这些现代事物并置，形成强烈对比。她让这个故事的结构极其单一：紧紧围绕两天的会议，却在七嘴八舌的言谈中勾勒出至少两代人的生存状况。她让这个故事的节奏令人躁动：有的女人说话绕，有的粗暴，而且不断被打断——她们无时无刻不在因怀孕、孩子、家务、疾痛而烦心，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不是那个社区的特例。如媒体所言：写这本小说一定需要很大勇气，它本可以是残忍沉重的，但事实证明，它深邃而轻松。

第一天，女人们下意识地引用小动物的故事开场，那些兔子、马、蜻蜓……极具生存智慧，同时让读者既感受到她们的理性和感性，又迷惑于她们的生活环境。她们从洗脚的仪式开始步入正题，有效率地将讨论聚焦于是留是走的问题，并坚定地确定她们要“离开”而非“逃跑”。她们的表态、说服、对峙中没有一句理论，而是充满了深海、软组织之类充满想象力的比喻，她们用排除法、利弊比较法来理清思路，有效地避免纷争，并且度过了有惊无险、井井有条的一夜，第二天就出发了……

最耐人寻味的设定当数叙述者——女人们的谈话有一位男性笔记员奥古斯特，他担负教育社区男孩的职责，背负着原生家庭的难言之隐，本已远渡重洋成为英国的新移民，却因为一匹马而沦落监狱，以及深入文明世界骨髓的暴力惯性——最终回到这个避世的社区。奥古斯特的任务是记录女人们的谈话，事实上，她们没有受过读写训练，所以：他的记录是为谁而写的呢？重点无疑是女人们反抗、思考暴力与和平，但叙述者是被男权社会鄙弃的“不够男人”的奥古斯特，这看似矛盾，却恰恰是女作家的巧思所在，让这次叙述不仅仅发生在女性内部，而是囊括一切老弱病残，包括失智的老人，包括仍需哺育和教养的孩子，让这次看似逃离、实则革新的事件超越了复仇，自然而然地传达了更宏大的宗旨：建立更好的世界。

女人们对“世界”的向往和怀疑是某一段讨论的重点，她们不确定外面的世界会不会比身边的世界更好，也不确定世界有多大。毫无疑问，如同本书所示，世界是充满多样性的，且没有内外之分，不管我们有没有受到当下的伤害，伤害总是存在于某时某地，如同改良的希望也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