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30日,时年15岁的美国青少年伊森·克伦布利(Ethan Crumbley)在密歇根州牛津镇中学开枪打死4名同学、打伤7名同学和老师,后被法院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今年4月,伊森的父母也被县法院判处过失杀人罪,需入狱10~15年,因为他们“严重忽视了作为父母的义务”,没有及时察觉到儿子的心理健康问题,甚至为他提供了后续作案用到的枪支,对这起校园枪击案负有直接责任。这是美国首次对大型枪击案中行凶者的家长判刑。
小镇枪声
2023年12月,在伊森被宣判终身监禁的那次庭审上,约书亚(Joshua)第一次仔细端详这个在校园里制造了“恐怖血案”的同学——在此之前,他完全不认识伊森。但他永远记得不久前伊森制造的枪声。
2021年11月30日中午,约书亚结束课间休息回到教室。他在美国密歇根州奥克兰县牛津镇的牛津高中读书。牛津镇有2万多人口,离北部城市底特律只有30公里。这是个生活节奏缓慢、物价低廉的小镇,常常有老人和带着孩子的年轻家庭从底特律搬迁至此。牛津高中是镇上唯一一所高中,每年招纳来自小镇和周边村庄将近1800名学生。
当地警方赶往学校
1点左右,约书亚准备开始上当天的第五节课,突然,他听到走廊里传来连续的枪响,“两分钟左右,至少响了十几次。”约书亚惊呆了,“声音听起来很不真实,我甚至以为是场演习。”很快,广播传来避险通知,班级里的老师大声呼喊“进屋!”然后启动反锁装置,组织大家用课桌抵住教室门。躲在教室的约书亚忍不住从藏身的桌子背后向窗外张望,袭击者的身影从窗外走廊闪过,个子不太高,偏瘦。幸好,他没有停下来。“这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约书亚告诉本刊。
根据其他亲历者在法庭上的陈述,当天,伊森先在厕所隔间里装好子弹,踢开另一个隔间的门,发现两名躲在里头的同学。他命令其中一名男生出来,用枪射杀了男生,而另一名同学趁此时逃出厕所。随后,伊森跑到走廊上开枪,子弹直接射穿一个男生的后脑勺,他又朝着没来得及躲回教室里的学生随机开枪。被捕之前,伊森甚至还试图假冒治安办公室的执法人员,冷静诱骗其中一间教室里的同学,“开门,现在已经安全了”。
枪击大概持续了七八分钟。911接到了上百通报警电话,警方很快赶到学校并逮捕了伊森,他没有反抗,几乎是“束手就擒”。警方称,伊森被逮捕时身上还有18发弹药。
下午2点多,约书亚从教室里走出来时,“外面的世界彻底变了,走廊地板上有几摊血泊,墙上有星星点点的血迹。”在教室时,他颤抖着给父亲发了好几条消息,“老天啊,爸爸,救命……”“他越来越近了,怎么办,我可能会死。”父母已经在学校外等着他。劫后余生的约书亚飞奔出校门,紧紧地和父母拥抱在一起。他们的周围全是放声哭泣的父母和孩子。
这起枪击案最终造成了四名学生死亡,其中年纪最小的死者只有14岁,最大的17岁,另外还有7人中弹受伤。
2023年12月底,事发两年后的庭审当天,伊森的个头已经接近一米八,他戴着一副厚重的黑框眼镜,身穿橘红色监狱服,腰部缠着的一条铁链有些紧。“他看起来比两年前壮硕了不少。”约书亚心里仍有些后怕。在法庭上,伊森始终平静,表情和声音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在最后的陈述环节,他沉默片刻,承认自己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向同学射击的事实,请求法官按照受害者家属的要求来判决自己,“我是一个非常坏的人,我做了任何人都不该做的可怕的事情。”
伊森在法庭上共承认了24项指控,包括一项“恐怖主义致人死亡罪”和四项一级谋杀罪,最终被奥克兰县法院判以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
密歇根州早在19世纪就废除了死刑制度。伊森被判处的是作为成年人能被判处的最重刑罚——即使他在作案时是个15岁的未成年人。在密歇根州,以一级谋杀定罪的成年人会被自动判处终身监禁并不予假释,但如果犯案的是未成年人,法庭还需要再举行量刑前的听证会。要对未成年人判以重罪并不容易,美国最高法院2012年的一项裁决认为,“除了极少数罪犯外,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处罚对儿童而言过重”。伊森是2012年至今第一个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青少年罪犯。法院的调查报告中认为,“伊森的枪击行为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蓄意谋杀,造成严重后果。即使被告年龄不大,仍有必要判处重刑。”
更出乎意料的是,2024年4月,奥克兰县法院以“过失杀人罪”判处伊森的父母10~15年刑期。最早对父母提起诉讼的是检察官凯伦·麦克唐纳(Karen McDonald)。枪击案发生后,麦克唐纳在新闻发布会上愤怒地宣布,自己将对枪手的父母提出指控,因为“这对鲁莽的父母长期忽视了儿子的悲伤和无助,反而让他能得到一把枪,他们对枪击案负有直接责任。”
接下来长达两年半的调查里,检方收集了这家人的账单、通讯记录、日记、社交媒体等一系列证据,描绘出这样的家庭内部生活:一对沉溺于个人兴趣的父母亲,一个内向孤僻、渴求父母关注的孩子,一把被作为圣诞节礼物的枪。
“野孩子”
在今年的一场听证会上,伊森的母亲,46岁的珍妮弗·克鲁布利 (Jennifer Crumbley) 头发稀疏发白,精神有些疲惫。法庭上,被子弹击穿后脑勺的死难孩子的母亲抽泣着对珍妮弗说:“你们手上也沾满了我们孩子的鲜血。”珍妮弗沉默无语。但珍妮弗对检方的指控并不认可,她用沉着有力的声音反驳道,“检方试图将我们塑造成那种可怕的父母。我们是好父母,我们是普通家庭,伊森看起来确实很正常,我没有理由做任何不同的事情!”
不过,在其他居民眼中,这是一个有些“不合群”的家庭。伊森一家大概在2013年搬到牛津镇,住在小镇东街一栋淡绿一层房子里,离镇中心只有2公里远。艾米莉(Emily)是牛津镇原住民,她告诉本刊,这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中心城区并不大,人们常常会在教堂、商店或是几家口味上佳的餐厅碰头。对于有孩子的家庭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当地的体育氛围浓厚,“每个孩子小时候总会由父母带着,在周末参加几次足球或是橄榄球训练”,这几乎成了艾米莉和其他妈妈们固定的聚会时间。但近10年时间里,她没有印象伊森的父母曾带着他去过球场,甚至看到庭审直播时,也觉得这对夫妻的脸十分陌生。
要找到熟识伊森一家的人并不容易。本刊记者接触的居民里,一位居住在离东街不远的老太太还记得伊森的爸爸詹姆斯·克鲁布利 (James Crumbley) ,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送货员,“身材高大、偏瘦、皮肤黝黑,很健康的模样,很少露面,似乎在家的时间不多。”但她对这家人的印象不算好,因为曾经见过他们把许多垃圾堆在紧挨着房子的棚屋里,好几天都没有清理。
虽然珍妮弗很少参加社区活动,但她在工作上的表现非常优秀。在牛津镇定居后,她获得了房地产许可证,并在另一个镇的房地产公司找到一份社交媒体助理工作。主管在法庭上回忆,珍妮弗对工作“很专业,很投入”,几年时间里就从助理晋升到了营销总监,有了可观的收入和医疗保险——唯一让主管感到讶异的是,珍妮弗在得知儿子制造了枪击案的当天,还给主管发了一条消息,请求主管“不要因为此事辞退我”。
工作之外,珍妮弗会去滑雪、骑马、喝酒。她对骑马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常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骑马的照片,并为马投入大量的金钱。马场老板基拉·彭诺克 (Kira Pennock)和珍妮弗相识2年多,珍妮弗把她花5000美元购买的马寄养在马场,每月的费用是400美元。除此之外,珍妮弗每周会到马场上3~4节骑马课程,一周收费35美元。阿什莉·布朗(Ashley·Brown)曾和珍妮弗同在马场参加过几次活动,她告诉本刊,珍妮弗是个热情、有活力的人,“她很爱马,对马的知识了如指掌,我是个新手,她毫无保留地教我如何控制速度和方向,如何给马梳毛。”
伊森的母亲珍妮弗·克鲁布利
但阿什莉从没有见过詹妮弗带着伊森来马场。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阿什莉记得自己和珍妮弗聊起孩子时,“珍妮弗对这个话题兴趣不大,很快就跳过了。”马场老板基拉在法庭上回忆,珍妮弗说过“儿子很奇怪”,“珍妮弗说,伊森只有一个朋友,他花了很多时间上网和玩游戏。她觉得儿子‘不正常’。”珍妮弗的同事也作证,“她有时会提起带孩子去露营、滑雪,但从来没有分享过亲子活动的照片。”
在这个家庭里,伊森孤零零地长大。临床和犯罪心理学家科林·金(Colin King)在伊森被捕后曾与他有过20几个小时的交谈,伊森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科林·金在法庭上形容伊森是个“野孩子”。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解释,“野孩子”是个社会心理学术语,指的是在没有任何父母指导的情况下长大的人,“比如在本案中,从伊森6岁起,他的父母花了很多时间喝酒、聚会、与不同人建立关系,他只能独自照顾自己,尽力而为。”
伊森家的几位邻居都对这个家庭的养育方式提出过质疑。一位在伊森5岁时曾与他们为邻的女士在西雅图广播电台的采访中提到,当时,夫妻俩就会带着小伊森一起看《电锯惊魂》等恐怖电影、玩很刺激的第一视角射击游戏。还有两位女士分别在伊森8岁和12岁时与这一家人为邻。她们告诉《底特律自由报》,伊森的父母多次在晚上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开车去市中心的酒吧喝酒。年幼的伊森曾敲开邻居的门,告诉他们“我很害怕,请打电话给我的爸爸妈妈,让他们回家。”其中一位邻居为此和伊森的妈妈发生过剧烈的争吵,另一位曾匿名给美国儿童保护服务机构(CPS)打电话,但情况依然没有改变。
伊森是个十分内向腼腆的人,邻居说,他和人说话时从来不直视别人的眼睛,也不和同街区里的孩子一起玩。曾与伊森在同一所中学念书的男孩欧文(Oven Keaton)告诉本刊,伊森似乎不太懂得如何与人打交道。他们曾经是同一个实验小组的成员,“他落单了,最后我们主动吸纳了他,他有些无所适从。”伊森很少在讨论中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话很少,但很有礼貌,会做好自己的分工。”当得知伊森就是这起枪击案的凶手时,欧文很震惊,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个成绩不太好、但非常遵守纪律的同学。
本刊采访的材料显示,伊森也曾尝试着获得父母的关注和欢心。他的父母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一则视频,视频里的伊森大概七八岁,有些胖,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文静,手里拿着一个罐子。父亲詹姆斯愉快的声音从屏幕外传来,告诉他如果能吃一大勺罐子里非常辣的酱,而不做出任何反应,就会给他100美元。伊森吃了一口,被辣得吐舌头、大喘气,跑到厨房寻找水,屏幕外传来父母的大笑。2020 年 12 月,伊森的心理健康老师给了一份评估问卷,伊森在其中一个问题下方写的是,“我希望父母在家的时间能更长一些。”另外,一份第三方调查机构的报告显示,上中学以来,伊森的成绩越来越差,但地理老师在发给父母的邮件里提到,伊森知道测试题的答案,他故意得低分,“是希望能吸引你们关注到他的成绩。”
致命的忽视
伊森的父母没有回复地理老师的这封邮件。根据检方后来公布的调查结果,父母的关心并没有变多。相反,在枪击案发生前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对儿子心理健康问题的忽视已经十分严重。
通信记录显示,2021年初,伊森开始产生令他痛苦的幻觉。3月份的一个夜晚,被独自留在家中的伊森给母亲发了好几条短信,“我觉得家里有人,有人走进浴室、冲马桶、没关灯就离开。”“也许只是我想多了,但你什么时候回家?”大约一周后,他觉得家里厨房闹鬼了,再次给母亲发消息,“刚刚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现在我很害怕。”“我有恶魔的照片和视频,它在扔碗。”“我不是在开玩笑,它搞乱了厨房。”“你至少能回复一下吗?”
伊森
父母很少及时回应他。检方恢复了母亲珍妮弗删除的一些照片,发现“厨房闹鬼”的那天晚上,她和丈夫一直呆在马场里,始终没有回复过伊森。伊森后来发消息告诉他唯一的朋友,自己“正在经历精神崩溃”,他向父母提出想去看心理医生,但父亲给了他一些助眠药片,让他“忍着点”。母亲甚至嘲笑了他的请求,她不相信伊森有心理健康问题,而是认为他在吸毒。这让伊森感觉很痛苦,他甚至想打911求助,这样就会有人带他去医院,但因为担心父母发火,他最终没有这么做。
到了2021年10月份,伊森的精神状况急转直下。那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打击了他:最喜欢的宠物狗死了、祖父母相继离世,唯一的朋友搬家离开了密歇根。伊森不再给朋友发信息,他更加安静,彻底变成了一座孤岛。他在日记里写下实施校园枪击的计划:“我将制造密歇根州历史上最大的校园枪击案……我会杀死我看到的每一个人。”“第一个受害者必须是一个有前途的漂亮女孩,这样她就可以像我一样受苦。”日记同一页还包含一幅女孩被从后脑勺射杀的画。他也记录下了对父母的责备,“我的父母不听我说治疗师的事,我的精神问题没有任何好转,这导致我要去该死的学校开枪。”
不过,伊森的父母在法庭上坚称,他们并没有看过这本日记。
相反,他们给精神已经濒临崩溃的伊森买了一把枪。11月26日,父亲詹姆斯带伊森走进了一家枪店,以自己的名义为伊森买下圣诞礼物——一把口径9毫米,能装15发子弹的西格绍尔(SIG Sauer)半自动步枪。詹姆斯签署的表格表明,他是以自己名义购买枪。15岁的伊森并没有持枪执照,但他也能轻易地拿到并使用这把枪。
当天晚上,伊森在社交媒体上发了这把枪的视频和照片,写着“今天刚拿到我的新美人”。第二天,珍妮弗还带着伊森去了射击场,伊森先开枪,然后他教母亲如何装弹、射击。晚上,伊森在社交媒体上写,“今天带我的新枪出去射击,肯定需要习惯新的瞄准具”;而珍妮弗发布的是:“母子日,测试他的圣诞新礼物。”
枪击案发生之前,已经有不止一人注意到了伊森的反常。前一天,一位老师发现伊森在课上用手机看枪弹的相关资料,另一位老师给珍妮弗发了消息提醒。但伊森解释,自己是发现屋里有个弹壳,想弄清楚是什么型号。珍妮弗回复儿子:“哈哈,我没生气。你得学会不被抓住。”
枪击案当天,伊森的异样更明显了。早晨,伊森被老师发现在英语课堂上看射击视频,而在数学课上,他在作业本上画了恐怖血腥的图片:一把手枪、被子弹打出弹孔流血的人,配文“救救我”“我的生命毫无意义”“世界已死,到处是血”。在和伊森交谈后,心理教师霍普金斯发现他有心理健康问题和自杀倾向,马上联系了伊森的父母到学校。“他们到学校后,没有打招呼、触碰或拥抱孩子,这很奇怪。”霍普金斯在法庭上说。
伊森的父亲詹姆斯·克鲁布利
到此时,夫妻俩对伊森的精神问题仍然没有重视,丧失了阻止枪击案发生的最后机会。霍普金斯建议他们当天立即带伊森去看医生,并推荐了医疗资源,但珍妮弗反对这个建议,理由是他们必须回去上班——实际上,她的公司允许员工在需要处理家庭问题时休带薪假。霍普金斯只好同意现在可以让伊森继续留在学校,因为他并没有违反纪律。但霍普金斯坚持在48小时内必须让伊森去看医生。
这次会面只持续了15分钟,母亲全程没有和伊森说过话,父亲则是鼓励儿子可以写日记倾诉。调查资料显示,从学校出来后两分钟,珍妮弗给马场老板基拉发短信讨论当晚的马术课安排,表示她仍然打算去上课,还给基拉和一位同事都发了伊森画的恐怖图片。那位同事后来在法庭上回忆,珍妮弗回到办公室后,抱怨前一晚她因为功课问题和伊森争吵,并把他关在了门外。
中午12点42分,珍妮弗给伊森发了一条短信问他:“是否还好?你可以和我们谈谈。”伊森回复:“我知道,谢谢你。为此我感到抱歉,我爱你。”10分钟后,他在学校的厕所里取出了那把作为圣诞礼物的手枪,制造了枪击案。
法庭外的争议
长达两年的调查和听证会中,大量证词、证据被提交到法院,一直到今年4月,法院判决詹姆斯和珍妮弗犯有过失杀人罪,刑期10~15年。“定罪不是因为教子无方,而是被告本可以阻止一列‘失控的列车’,机会一次又一次到来、声音越来越大,但都被忽视了。”宣判当天,奥克兰县法官谢丽尔·马修斯(Cheryl Matthews)解释道。
对伊森判处重刑并未引发争议,但针对父母珍妮弗和詹姆斯的审判则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法学界的一个核心争议在于,此案对父母和孩子的平行审判逻辑相互矛盾。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埃科·扬卡(Ekow N. Yankah)告诉本刊,美国刑法的一条核心原则是“任何人不对其他人的犯罪负有刑事责任”,除非凶手无是非判断力,比如处于幼儿阶段或者精神有严重问题,法庭才可能追究其监护人的责任。
“法庭在审判伊森时,将伊森当作有判断力的成年人来对待,认为他对枪击造成的恶果有充足的认知,是蓄意谋杀,要承担完全的刑责;而在审判克伦布利夫妇时,又将伊森当成一个深陷心理疾病的孩子,认为他的行为很大程度是由监护人的影响,因此监护人要承担罪责。这里有一种深层的矛盾。”扬卡说。
扬卡介绍了美国2023年的另一起案件,它代表了法律界更常见的追究父母刑责的判例。2023年1月,在弗吉尼亚州的一所小学里,一个6岁小男孩在上课时拔出枪瞄准讲课老师,子弹击中了老师的胸口。老师幸存下来,但身受重伤。事后,男孩向警察承认,他爬上母亲的梳妆台,从母亲钱包里偷偷拿到这把没上锁的枪。这个男孩在校有暴力记录,他存在认知和行为障碍,接受着特殊教育。当年12月,男孩的母亲德加·泰勒(Deja Taylor)被判2年监禁,罪名是“儿童忽视”,因为“她在家中粗心地留下一支装有子弹的枪支,置自己的孩子于危险之中。”在这个案件中,法官认定6岁的枪手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任何成年人都能简单判断出让孩子碰枪是危险的,因此泰勒要对此案负责。
伊森的案子之所以存在争议,是因为他的处境更为模糊。扬卡解释,伊森虽然是一个相对有判断力的少年,但依然是需要父母管教的未成年人,最关键的是,他的枪是由父母主动赠与的,这也是追究父母责任的部分原因。
宣判之后,法学研究者最大的担忧是,这起特殊的案件会打开“父母连坐”的先河,未来可能极大地扩大对监护人追究刑责的尺度。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2015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大规模袭击发生前,杀手的父母往往比外人更倾向于忽略乃至屏蔽孩子释放的危险信号。“作为父母,很难想象自己的孩子做出极端可怕的事情。试想,你的孩子受心理问题困扰并且酗酒,你已经劝他别再喝酒,有一天他拿走你的车钥匙,醉驾撞死了人,作为父母的你,是否会因为没能约束孩子而坐牢?在新的判例下,这不无可能。”扬卡说。
西密歇根大学刑法教授杰弗里·斯沃茨(Jeffrey D. Swartz)则更激烈地反对给伊森的父母判刑。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提到,“爱是盲目的,如果你的孩子总是沉默、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有一天突然主动请你带他去练枪,也许你只会欣喜地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他有想做的事了。”伊森和母亲去过的靶场宣传自己是“适合家庭的地方”,那里的未成年人顾客并不罕见。
斯沃茨也质疑学校在此次案件中没有被追责。“如果危险预兆足够明确,那么学校为什么不搜伊森的包,或者把他隔离起来?”在美国,教师们普遍接受的训练是在察觉到危险时行使搜查职权。“学校没有这样做,要么说明当时的情况看上去并不紧急,要么说明学校工作人员失职。”
此外,扬卡和斯沃茨都认为,检察官在这起缺乏先例、注定引发争议的案子上冒险起诉克伦布利夫妇,与枪击案造成的舆论有关。“枪击案伤透了人们的心。”扬卡居住的地方距离牛津小镇仅有一小时车程,他能感觉到这起案子给整片区域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就在伊森枪击案发生一年多以后,离牛津小镇120多公里的密歇根州立大学也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三名学生遇难、五人受伤。居民们迫切寻找着悲愤的出口,对枪支暴力的怒火彻底被点燃。在牛津镇,受害者家属和居民们举行了一轮又一轮呼吁控枪的活动;2022年的毕业典礼上,学生在手臂上缠绕了代表预防枪支暴力的橙色丝带。
《少年囚徒》剧照
施沃茨觉得,对展露出从政野心的检察官麦克唐纳而言,追究持枪者责任成了不可忽视的民意。除了起诉克伦布利夫妇,麦克唐纳还推动了多项控枪改革。她在2020年9月组建了由20多名专家组成的“解决枪支暴力委员会”,受到奥克兰县民众的广泛支持。2023年,在接连两起枪击案之后,密歇根州通过了更严格的控枪法案,第一次强制要求密歇根的居民为他们购买的枪支上锁,否则将面临法律责任。
施沃茨还指出,麦克唐纳在庭审过程中的举证亦有瑕疵。“比如强调这对夫妇急着住到朋友家,可能是想逃跑,又比如揭露珍妮弗有外遇……这些事与枪击案本无因果关系。”但在对夫妇负面新闻的挖掘里,“麦克唐纳知道怎么样让陪审团愤怒并且一直愤怒,她本可以采取更公正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