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宇、罗庭坚
本文共9185字
10分钟带您了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12类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走向富民强国、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企业“走出去”的机遇和风险是相同的。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我们客观认识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复杂性导致了巨大的法律风险，需要确保中国企业能够保障自身安全“走出去”时。对各种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对法律是否可行提出初步结论和风险控制建议，形成专项法律研究报告，是企业“走出去”前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做出“走出去”的决定并确定目标国家和项目地点后。本文分析了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外汇风险、环境风险、税务风险、知识产权风险、劳动风险、纠纷解决、法律政策变化、政府审查等主要法律风险，并探讨了如何应对防范法律风险。讨论。
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中国日益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互动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寻求走出去。市场、收购海外资源、收购海外品牌和技术、优化全球资产配置、提升竞争力等考量开始“走出去”，走出国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和重构产业链世界经济。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正在取得日益明显的成效，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机遇与风险并存，企业“走出去”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风险，需要有关部门和“走出去”企业的高度重视。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形式及其风险
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有三种形式：境外投资或收购实体企业、境外承包工程和境外劳务合作。其中，海外投资或收购是最主要的方式。 “走出去”地区包括亚洲、非洲、欧洲、拉美、大洋洲约170个国家或地区，涉及行业包括基础设施、通信、游戏、酒店、房地产、金融、生物、医疗、电子商务等。商业和其他行业。
由于中国独特的国情和文化，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法律体系、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市场环境、政府管理、语言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环境。在国际环境下，随之而来的问题和风险也在迅速增加。 “走出去”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外汇风险、环境风险、税务风险、知识产权风险、劳工风险、争议解决、法律政策变化、政府审查等风险。上述风险大多与法律制度有关，可视为广义法律风险。此外，“走出去”的企业还可能面临政治不稳定、自然灾害、信息交流、语言文化、宗教冲突、暴力恐怖主义、疫情影响等非法律风险。
不同形式、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企业“走出去”时遇到的主要风险不同，与地缘政治、地区形势、经济形势、法治水平、营商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以及中国的影响力。海外投资并购风险更多与东道国对外商投资管制、行业准入、投资安全、产权保护、外汇税收、金融监管以及东道国政府对投资并购项目的审查等因素有关;对外承包工程的风险主要集中在标书准备与验收包方式、合同谈判、合同履行、签证索赔、质量安全、汇率变化、劳动用工、档案管理、争议解决等方面；境外劳务合作的风险更多集中在劳动合同纠纷、项目运营、项目管理以及劳务所在地文化、安全等方面。基于自身条件、发展理念、合规意识、风险意识与控制、风险防范等方面的差异，不同企业在“走出去”时实际上会遇到不同的风险。
企业“走出去”的风险没有固定的模型，风险问题也没有统一的答案。但“走出去”的企业可以借鉴其他企业成功防范和应对风险的宝贵经验，借鉴一些企业“走出去”的失败案例，尽量少犯或不犯类似的错误。并推动企业投资并购顺利实施。 ，促进企业海外经营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法律风险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不同法律体系带来的法律问题和风险。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复杂性导致了巨大的法律风险。各国的法律制度存在显着差异。一些国家立法不健全、政局不稳定、执法不清、司法不透明、缺乏先例可循，市场营商环境不友好，对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保护不够，发生纠纷后难以获得合法权益。应有的司法救济。面对全球经济低迷和失控的COVID-19疫情，发达国家正试图利用技术壁垒、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劳动保护、长臂管辖、跨国商业贿赂等手段，通过反——全球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其他法律法规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阻碍和干扰，导致一些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积累了相应的法律风险。
1、外汇管理法律风险
随着我国金融和外汇管理改革的推进，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加频繁；中国外贸顺差的扩大，使人民币有了更大的升值通道，人民币汇率加速升值。因汇率变动造成损失而带来的外汇风险是“走出去”企业经常面临的首要风险之一。东道国是否有外汇限制也是企业“走出去”时应充分考虑的问题。企业可以选择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并在合同中增加套期保值条款，规避汇率风险。还可以利用银行远期结售汇、外汇远期合约等衍生品对冲工具对冲汇率风险，或利用贸易融资、衍生品交易或定期存款等方式降低汇率风险。率变化。
2、环境保护法律风险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低碳减排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环保将成为各国政府审查投资项目的关键参考因素。然而，环保问题往往被中国企业忽视，这很容易导致投资项目的失败。违反所在国环保相关规定不仅可能意味着巨额罚款，甚至可能导致企业因严重违法而被责令关闭，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在所在国及海外的声誉。实践中，投资国有关政府部门、政治团体和企业势力经常以环境保护为由，阻止中国企业实施直接投资项目。例如，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莱比塘铜矿项目、柬埔寨大坝项目均因环保原因受阻。该问题被搁置，给中国造成了严重损失。
3、税务管理法律风险
通过税务筹划避税是投资者常用的措施。然而，忽视各国税收差异带来的法律风险可能会导致投资失败。一些企业在投资前缺乏对东道国税法、税率、征管制度的深入了解，往往忽视企业的税务成本、国际双重征税、涉税诉讼等问题，使得企业的税务风险“走出去”企业尤为突出。在中国被视为合理避税的行为，在东道国可能被视为非法逃税。 2007年3月，中铝公司成功获得澳大利亚奥鲁昆铝土矿项目采矿权，但三年后因澳大利亚政府要对该项目征收近40%的资源税而被迫终止该项目。
4、知识产权法律风险
随着科技竞争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各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日益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正在成为商业竞争和国家竞争的有力武器。企业“走出去”遭遇知识产权诉讼的风险日益增大。如果不小心，他们可能会遭受比国内更严重的知识产权侵权指控。企业“走出去”的主要知识产权法律风险包括：被本土企业起诉侵犯知识产权；被东道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调查，如美国337调查；中国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受到侵犯；在知识产权交易中受骗、遭受损失。风险。
5、劳动用工的法律风险
劳动就业问题始终是经济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之一。各国劳动法律制度是结合当地历史文化传统逐步形成的，因此各国劳动法差异较大。许多发达国家对违反当地劳动法的行为采取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效仿发达国家，加强劳动保护和对违反劳动法行为的处罚。有的国家允许工会，允许罢工，并赋予工会很多权利；一些国家对雇用、解雇当地员工和裁员有特殊规定。劳动争议往往被中国企业忽视。企业“走出去”应高度重视劳动用工法律风险。否则，违反东道国相关劳动法、未能妥善处理劳动用工问题，不仅可能影响项目的实施和运营，还可能严重引发东道国当地社会动荡，将简单的法律问题政治化，严重影响项目的实施和运营。中国企业。图像。例如，TCL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制造商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后，大量员工辞职，不得不支付2.7亿欧元进行重组和裁员。其中大部分成本是因裁员而产生的安置费。
六、争议解决的法律风险
纠纷解决的主要法律风险是纠纷机制不完善、纠纷解决困难，最终导致经济损失，严重时导致项目失败。争议解决的主要方式包括仲裁和诉讼。如果您选择提起诉讼，一般只能在东道国提起诉讼，并由东道国法院管辖。那么你很可能会因为不熟悉当地的司法程序或流程而败诉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纵观近年来“走出去”企业法律纠纷典型案例，争议问题多发生在一些专业领域的程序、技术标准等方面，且多数法官对案件事实和争议问题不熟悉。因此，企业“走出去”应尽量选择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
7、东道国法律、政策变化的风险
由于政治局势、社会环境、市场准入或当地情况的变化，东道国可能会颁布临时法律、法令，或采取新的政策措施。东道国法律和政策的变化可能会给“走出去”企业的海外经营或投资项目带来无法履行合同、投资失败、项目取消、资产被征收等风险。
8. 政府审查
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和印度等国家越来越多地采取反全球化、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实行最严格的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政策。 、信息披露、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反倾销、反商业贿赂等专项审查或调查。一旦这些审查或调查的理由成立，中国企业的损失可能是致命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遭遇东道国地方政府发起的反商业贿赂、反垄断、环保、信息披露等检查，并支付巨额费用。一旦被认定为违反相关规定的自然人，甚至可能面临刑事逮捕或指控。比如华为孟晚舟事件，就是美国一手炮制、加拿大同伙对中国公民进行的政治迫害。美国以孟晚舟涉嫌“银行欺诈”、违反所谓伊朗制裁法为由，动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和所谓“长臂管辖”。其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打压中国华为在5G技术方面的发展。
1、法律意识淡薄的风险
受自身因素影响，一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领导、管理者和国际商务从业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懂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不强。他们往往依赖国内的思维惯性和现有的方法。办理境外事务涉及很大的法律风险。一些决策者认为法律意见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法律咨询不能直接产生效益，所以一开始就不允许法律专业人士介入；有些人缺乏基本的法律思维，轻视律师或法律事务的作用。发生纠纷和纠纷后，他们“有些人认为，一旦外国政府解决了问题，一切就都解决了，如果得到政府支持，就不需要去医院了。”按照当地法律行事；一些分歧和纠纷出现后，有的不知道严重性，盲目“争、讲道理、争利益”，失去了以小成本解决大问题的机会；有的企业甚至认为“海外”法外”，而中国法律管不了，外国法律也不懂。违法后，他们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拖延处理，最终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给“走出去”的企业带来巨大的法律风险，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也给当地留下了中国企业“经常违法、容易欺负”的不良印象，让中国企业在海外面临的舆论环境更加危险。面临的法律风险更加复杂，极大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2、缺乏契约观念的风险
一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缺乏严格的合同理念，不具备较强的策划、研究、情报、谈判等软技能。他们不关注或控制从投标准备、合同条款谈判、合同签订、合同履行、签证索赔和违约的一切。对竣工、结算等全过程进行风险排查，最终导致风险产生，造成重大损失。
例如，中国海外低价中标波兰高速公路项目后，要求涨价，但波兰政府起诉其违约，索赔17亿元；中国铁建承建沙特阿拉伯麦加轻轨项目后，因合同履约管理疏忽、签证索赔无效而失败。巨额损失41亿元。另一个例子是中铝与力拓的合并案例。由于协议中违约责任的不平衡，力拓通过影响澳大利亚舆论，引发了对中铝“国家控制”的强烈抗议。力拓趁机单方面宣布撤回协议。中铝公司支付违约金1.95亿美元，但中铝公司却损失90亿美元。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3、风控与合规失控的风险
业务合规和风控管理失控，将极大放大企业“走出去”的风险，最终导致失败。例如，中国航油（新加坡）有限公司未能建立完善的衍生金融工具使用风险内控机制，导致该公司因石油期货投机损失5.5亿美元；公司实际控制人陈九林因制作虚假财务报告、故意隐瞒罪、造成巨额损失、欺骗投资者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零3个月。例如，瑞幸咖啡的虚假交易和财务欺诈行为已受到中国和美国多家监管机构的调查和处罚，并可能面临投资者集体诉讼。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管可能因证券欺诈而面临刑事指控和刑事诉讼。又如，中国农业银行因违反美国反洗钱法、掩盖可疑金融交易等行为，被纽约州罚款2.15亿美元。这说明风险控制和合规意识薄弱的中资银行难以适应国外严格的反洗钱监管环境。合规业务风险骤然加剧。
4、高端国际人才缺乏的风险
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问题关系到企业海外项目的生存。所有风险最终都需要人们去识别、控制和化解。企业“走出去”需要一批精通外语、金融、法律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高端国际化人才为其保驾护航。涉外法律人才的短缺或稀缺，直接导致对所在国的各种信息和法律法规缺乏了解。这无疑会导致“走出去”企业沉迷于已知的法律风险，忽视可能隐藏的法律风险，无法有效识别、控制和防范、化解风险，使风险最终转化为现实损失。这是企业“走出去”最大的风险。
企业“走出去”法律风险防范
1、开展法律环境可行性调查研究
2、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中国企业做出“走出去”决定后，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必须符合国家总体发展战略、重大政策和产业政策，维护国家利益和整体形象。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并购须依法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主管部门批准，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登记。部分项目还需报国资委、自然资源部等相关部门备案。企业“走出去”不能违反国家法律和产业政策，也不能牺牲环境。中国企业应避免以“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名义将大量境内资金转移至境外，避免过度投资境外，炒作房地产、会所、酒店等行业。投资项目应符合“绿色、节能、环保”主题和国家倡导的新能源、低碳减排等环保政策。逃避国内审批和监管是极其不可取的。不仅会给项目后续上市或转让带来很大的法律困难，还会影响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
3. 慎重选择目标国家和项目地点
企业在做出“走出去”决定后，还应慎重选择“走出去”的目标国家和项目所在地。目标国应尽量选择与中国签署了投资保护、司法协助、税收互惠、争端解决等双边/多边协定或国际条约的有关国家，并运用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商法等。法，以增加其对东道国的责任和义务。约束。项目选址应优先选择商务部推荐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这些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逐步适应、探索缓冲和后续发展提供了平台环境，发挥了重要的服务作用。 、指导和帮助。
“走出去”决策一旦确定，目标国家和项目所在地确定后，企业应围绕尽职调查、合同谈判、合同履行、合规管理等方面开展风险防范工作。
1. 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是中国企业利用法律、财务、税务、管理等专家的专业经验和资源，了解项目“走出去”时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和法律问题的过程。对一个人的资产负债、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法律关系、机会和潜在风险的一系列调查。尽职调查是重要的风险防范工具。如果不进行尽职调查或调查不准确、不完整，造成的风险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对实际控制人的财务信用、合作项目或项目公司的合法性、财务准确性、资产权属纠纷、资产质量问题、隐性债务、诉讼纠纷等关键问题认识不清，将阻碍项目的顺利开展。公司“走出去”存在重大隐患。
尽职调查应有中国律师、会计师和财务顾问参与，最好由中方主导。因为不能排除境外中介机构为了自身利益不顾风险促成交易的倾向，也很难查清当地律师或会计师是否存在利益关联、私下勾结、徇私舞弊等不正当关系。与目标公司和合作伙伴。中方人员可与当地外籍律师、会计师紧密合作，充分利用目标国当地法律、税务、咨询等中介机构的优势，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渠道。
2. 合同谈判
合同协议是企业“走出去”，开展投资并购、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等境外经营活动最重要、最重要的文件和依据。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合同谈判是企业控制、减少和化解各种风险最关键、最重要的环节。对于前期调查中了解和识别的主要风险点，企业应组织外部专家组和内部工作组查找类似或相关案例，逐一分析研究，制定风险排查初步方案、预防和解决方案，这些都必须在合同草案中明确。风险防范和化解的计划和思路必须落实和落实，为合同谈判提供思路和依据。
合同谈判应从项目结构、合同制度、合同主体、条款设计、合同标的、定价方式、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争议等方面综合权衡利益和风险，做出适当的权衡和让步只要合同条款相对公平合理，权利义务相对一致，合同谈判就能得到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和安排，留下适用的空间和伏笔。用于事中和事后的风险控制。例如，设计合理的投资结构和有利的投资计划，违约责任条款应防止对方轻易违约，并尽可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律适用。争议解决方式应尽可能由中国仲裁机构仲裁，并应避免做出任何无法履行的承诺，东道国政府官员的承诺必须在协议文本中得到落实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法律风险可以通过合同谈判有效防范，也可以将一些非法律风险转嫁或转移给一定的企业。通过合同谈判的程度。
3、合同履行情况
合同签订后，企业应树立严格遵守合同的理念，严格执行合同规定，严格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加强合同管理，按合同条款行事并做好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资料收集、整理档案、固定证据等工作，防止合同方和东道国政府以违反合同或不履约为由终止、终止合同或任意征收该财产。
4、合规管理
总之，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国企业“走出去”将有更多机会，“走出去”将更加顺畅、便捷。在深耕国际市场的同时，企业“走出去”的法律风险依然存在。只要通过积极准备、充分研究、认真协商、严格履行合同、合规经营、及时应对，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等风险是可以化解的。可预防的事情可以控制在与利润和机会相称的可接受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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