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召见
张元济出生于浙江海盐，早年间就考中了光绪年间的进士，为官期间，做过刑部主事，全权负责承发庶务。
要说张元济在大清，做过最有名的一件事情，莫过于“
戊戌变法
”了。
可能大家对戊戌变法熟知的是，康有为、梁启超，或者说“戊戌六君子”。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张元济在其中，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甚至说，他还被光绪皇帝亲自召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值各省举人来京会试，“变法先锋”工部主事康有为，也趁机在粤、贵等地，发表演讲。
张元济听完之后，回去曾经对人说过：
“其意在耸动人心，如何办法，却不能告人。”
虽然起初，张元济对康的印象不太好，但是他对康提出来的“变法”，十分赞同，虽然张元济已经被传统文化浸润多年，但他并不抵触西学，反而兴致勃勃。
在为官的时候，张元济就曾经自学英语，还找人一起建立
通艺学堂
，为国家培养，拥有西方新知识的人才。
戊戌变法开始时，他便加入其中，而正是这年，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皇帝，保荐了他。
在张元济后来的回忆录中，他清晰地提到了这一段过往。二十八日（1898.6.18），天还没有亮，张元济等人就到了西苑，在朝房老老实实地等候。
朝房里除了他们几个变法之人，还有“
身兼将相，权倾举朝
”的内务府大臣荣禄，以及两个去外省做知府的官员。
荣禄架子十足，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但康有为却毫不在意，上前和他大谈变法，但荣禄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似乎不置可否。
两人交谈了一会后，二位新知府依次进去，后面就轮到了康有为，他进去之后，大概有一刻钟的光景，就出来了，张元济是第四个进去的，那是勤政殿旁边一个小屋子，只有光绪和张元济两人。
光绪那天问了张元济很多，学堂的情形、以及学生人数、所学科目等细节，听完张元济的回答之后，光绪脸上难得有了笑意。他勉励张元济，一定要让学生好好地学，将来是可以为国家贡献的。
除了这些，光绪又提及一些近来总理衙门的事。
张元济在最后提到：
“问话语气，极为温和，但看他面貌，却殊欠刚健。”
……
张元济被光绪召见之后，对这次变法信心满满，但他却不知道，这次变法早就注定了结果。
戊戌运动还没开始多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便轰然发动攻势，以强硬的姿态，直接把这变法给扼杀在了摇篮中，光绪帝被囚禁，康、梁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
而谭嗣同等6人在血泊中，惨然倒下。
就这样，这场只有一百零三天的变法，草草落幕。
后来，张元济反思道：在当时的环境中，戊戌之变法，失败是必然的，绝对没有成功的可能。可笑的是，当时他们这些人，斗志十足，HIA想要用变法来拯救国运，原来，这都只是梦想，是妄念……
拒绝孙、袁
戊戌政变后，虽然与康、梁等人并无深交，但张元济因为在维新阵营里，所以也受到了波及，最后被大清朝廷，打上了个“
革职永不叙用
”的罪名。
之后，通艺学堂被迫关门，并入了京师大学堂，而心灰意冷的张元济，离开了京城，前往了上海谋生。
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的亲信，时任南洋公学督办的盛宣怀，找到了张元济，请他担任书院院长。
张元济看着这个邀请，心情复杂不已。他离开京城的时候，李鸿章就曾经派人找过他，张元济想到当时李鸿章也十分不顺，同样在人生低谷中，所以也就没有请他帮助。
但没想到的是，李鸿章最后还是帮了他。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留下后，开始负责翻译各国的书籍，
也正是这个机会，张元济开始了他传奇的出版业生涯。
1901年，张元济做起了代理公学总理。这时候，他仍然没有忘记办通艺学堂的初心，在他的促进下，一个公学“特班”应运而生。
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特班的资源，当真是有点“吓人”了，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蔡元培，出任了这个特班的总教习。
而这个班级的成员有哪些呢？
李叔同
、邵力子、黄炎培……
随便拿出一个，就可以让中国文学、教育界震荡一番。
不仅在培养国家人才上，张元济用了心，而在国家的印刷出版事业中，他也有极大的成就，以至于，后世人都称他为“中国出版第一人”。
那这番转变是怎么开始的呢？
在南洋公学译书院出来后，张元济便加入了
商务印书馆
。
说来，这件事情发生后，张元济的朋友都大吃一惊。张元济是谁？那可是前清的翰林，再怎么不济，在任何一个学院当个院长，那也是极为容易，怎么就去了个印书馆呢？
但张元济明显不这么想，他教书确实可以培养人才，但他做出版，却能影响更多的人，就像他曾经对蔡元培说过：
“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英才为要。”
……
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废除科举，发布了新学制。一时间，各地学堂纷纷涌现，张元济敏锐地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新学出现，最为急切的就是新教材。他现在能写教材，而且又能出版教材，那他一直想要教育国民的想法，不就可以实现了吗？
张元济立即组织专人编写教材，并且请了几位学识渊博的好友，一起推出了修身、历史等新式教科书。
这套教科书中，不仅彻底摒弃了所谓的封建伦理，而且还注入了张元济多年对西学的思考，在当时来说，张元济的这套教科书，可谓
开创先河
，非常难能可贵。
除了教科书之外，在他的带领下，商务印书馆还大量地出版了西方的书籍，以及西方的一些杂志。对当时被封建固化了许久的中国来说，可谓是一次极大的冲击。
书在传播知识上，有很多不可替代的功能，这也是张元济一直坚持做的事情。
国内第一部新式辞典——《辞源》；古籍《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严复的《天演论》，反正能够震撼国人心灵的东西，张元济统统都要出版。他要这把“野火”，彻底在国人的心上，烧起来。
而事实也证明，张元济做到了。他真的凭一己之力，影响了一个国家，戊戌变法中那个“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梦想，在此刻便终于不是泡沫了。
但这时，有两个让他十分意外的人，找到了他。
一个是当权者袁世凯，一个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
袁世凯找他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慈禧在70整寿的时候，来了一出“大赦天下”，因此张元济被断掉的仕途，又重新接了回去。
所以袁世凯就想把他找回来，但是张元济觉得，在这个时代当官着实无趣，还不如编一本小学教材，要来得舒心，于是便拒绝了。后来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再次请他出山，担任教育总长。
不过张元济，仍然是婉拒了。
……
至于孙中山，他倒不是为了请张元济出山，他此番前来，是为了自己的新书。
彼时已经是1919年。辛亥革命结束了8年之久，而以前那个如新生儿般稚嫩的商务印书馆，也已经变成了出版界的“巨人”。
此次孙中山找到张元济，就是为了请他，出版自己所著的《
孙文学说
》。自革命失败、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后，孙中山就一直在撰写《孙文学说》，从整个书的内容来看，可以认为，它是其哲学思想的集中融合。
主要阐述的道理就是——“行易知难”。
不过，面对孙中山的请求，张元济却断然拒绝了。
本来像孙文这样如此传奇的人物，他的呕心之作，是没有一个出版界会拒绝，但张元济不知道为何，却拒之门外。
按理说，张元济和孙中山是有交情的，张元济出资资助过孙，而孙中山后面还和他一起，吃过饭。但就是孙中山央求他出版《孙文学说》的时候，遭到了他的一口回绝。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当时的出版社部长高梦旦，觉得一旦给孙文出版了，那么商务印书馆肯定会被当时军阀政府找麻烦，所以他找张元济商量后，张元济便决定推却。
被拒绝后，看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孙中山的愤怒可想而知，他认为商务印书馆保守、反动，甚至是故意阻碍自己学说的传播。
于是，他在1920年发表的《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特地地斥责了一事情。连带着张元济，他心里也有些怨言。
但张元济也有难处，首先他希望商务印书馆能“
纯粹
”一点，能避开政治，就千万不要卷入其中。
其次，张元济也并非找借口，五四前夕，军阀当局对进步思想压制的手段，十分酷烈，而孙中山当时正遭到南北军阀的极力排斥，如果商务印书馆，这时出版了他的学说，那就真的是两头都得罪了……
劝降蒋介石
要说起张元济与老蒋的关系来，可真是有些趣味了。
淞沪抗战的第二天，出版界的“航空母舰”商务印书馆，便在日军轰炸下，变成了一堆废墟。
很难相信日本人，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轰炸几条街区没什么意义，消灭商务印书馆这样的文化重镇，才是重中之重。”
毕竟，在很多国人的心里，这日军和野兽没什么区别，怎么现在也懂得文化这种事情了？
惊讶归惊讶，商务印书馆损失惨重是千真万确的。这场轰炸，使得商务印书馆有1630万的经济损失，这在当时来说，可谓天文数字。
所以张元济对这些个日本人，是恨得牙根痒痒，所以在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日的时候，他亲上庐山，面见了蒋介石。
蒋虽然慷慨陈词了一番，但张元济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也就是那时，张元济开始对国民政府有了抵触的情绪。
而到后面，张元济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微妙。
据历史记载，他曾经给胡适写过一封信，信中他说，蒋等新兴权贵其实就是“一班屠狗卖缯的”，打着革命旗号，却想要玩专制的把戏。
而最有名的，莫过于张元济在1956年，给躲在台湾的蒋，写下的劝降信。张元济让他别陷在过去，要多期望期望未来，默察时局，最好能放弃独立，早点归顺中央。
……
与毛主席同游天坛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在即。
毛主席特别邀请了张元济，来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这位近代杰出出版家，更是教育家的张元济，不仅经历了中国好几个政权的更换，更是为优秀民族文化遗产整理，做出了卓越贡献。
所以，
毛主席
早就想见他，现在战事已定，就是见面的最好机会。
就在毛主席满怀期待的时候，张元济也是无比忐忑。
他虽然一生见过不少当权者，政治家，以及国家首脑，但好像都没有如此紧张过。
在张元济抵达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先请他去游了一次天坛，与之同行的，还有陈毅、刘伯承等元帅。
一路上，大家倒是也相谈盛欢，突然休息的时候，毛主席问道张元济，早年在大清王朝做官的时候，是否来过这？
张元济看着雄伟壮观的天坛，似乎陷入了回忆，不过很快，他就爽朗地笑道：
“这里是皇帝敬天的地方，我这个小官，可来不了哩！”
毛泽东听了他的话，也是会心一笑：
“现在好哩，咱们都能来看了！”
后面毛主席，又提到了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和他见面的情况，张元济一一作答，回答的时候，还补充了些，很少人知道的细节，毛主席听完之后，也是不断点头。
最后大家共同谈到了，商务印书馆，这个出版界“执牛耳”般的存在。
毛主席说，商务印书馆的书，都是一些极有益于人民的书，他曾经就买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获益颇多啊，而且毛泽东还说，那本出版的《辞源》，他总是放在案头，时常翻阅。
听着毛主席的一字一句，张元济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很特别的冲动，像是骄傲，又像是感动。
10月1日下午，张元济在毛主席的安排下，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望着下面的人山人海，听着声震云霄的山呼海啸，张元济被大大地震撼了，这是他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的景象。
往事如跑马灯一样在张元济的脑海里，飞旋而过。戊戌变法的挫折、仕途的不顺、国家饱受的欺凌，这一幕幕涌上心头。
在回去的当晚，张元济
披衣而起
，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之选，为吾国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鸦片强迫售我，林文忠（注：林则徐的别名）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辛丑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前贤，铲此烟毒，一雪此奇耻。
……
而在后来一次采访中，记者问到新中国前，“袁、孙、蒋”仨人，哪个最好？
张元济想也没有想，答曰：
“毛主席最好！”
“我曾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也见过孙中山，还见过蒋介石。光绪太懦弱；孙文虽有理想，但却还不够；袁世凯只能算是枭雄……
毛主席有学问，更有气魄，看到了毛主席，我才看到中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