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顶中国影史票房的大片是怎样炼成的

登顶中国影史票房的大片是怎样炼成的

揭秘《长津湖》系列电影的“破圈”密码 

▲2021年10月7日，两名年轻人在北京一家影院观看电影《长津湖》的海报。　 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春节档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正在热映，不少观众大年初一就走进影院，在壮阔的战争场面中感悟澎湃的家国情怀。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这部影片以上映15天、35.12亿元的票房成绩单，接续了前传电影《长津湖》的观影热潮，不仅以诗性的宏大叙事为我国战争片带来新气象，更将数千万观众带入可歌可泣的历史现场。

此前，《长津湖》在观众呼声中几番延期下映，最终创造了1.22亿人观影、57.72亿元票房的奇迹，摘得了2021年度全球票房的桂冠，成为我国影史票房冠军。

登顶影史票房、领跑春节档的系列影片是怎样炼成的？它如何叙写历史，如何让亿万年轻人“破防”，使正能量获得大流量？带着这些问题，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日前专访了该片出品方及主创，揭秘《长津湖》系列电影的“破圈”密码。

让亿万年轻人“破防”的中国故事

1950年10月，长津湖地区遭遇50年不遇的严寒。从华东调来参加长津湖战役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未换上冬衣就紧急入朝。战士们的平均年龄仅在20岁上下，没有棉衣、帐篷、火炉、热食御寒保暖，白天充饥解渴的只有结了厚冰的土豆和漫山遍野的冰雪，夜间只能与战友抱团取暖。有的战士鞋破了掉了，赤着的脚满是冰坨；有的战士耳朵冻住了，一碰就掉，但只要冲锋号一响，所有的人都会立马冲出去战斗。

凭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永不言败的顽强精神，他们迫使美军经历了有史以来“路程最长的退却”，创造了中国军人不可战胜的传奇。

《长津湖》系列电影真实还原了这场非对称作战，最终以弱胜强的血战记忆。“中国战士与外国战士如此激烈地正面交锋、近身肉搏，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第一次。”该片导演之一陈凯歌说。

每个镜头、每处细节，都还原了长津湖战役的真实惨烈，营造出令人震撼的视觉效果。恢弘场面的细节呈现，令观众置身于炮火纷飞的战场，感受弹片擦身而过的窒息感和浴血奋战的激燃。

真挚动人的兄弟情、叛逆少年成长为英雄的蜕变，为宏大题材的战争大片增添了微观层面的“贴近性”。

“两部影片中，既有兄弟情，也有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叙事上做到了前后呼应。”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说，哥哥伍千里和弟弟伍万里到达水门桥后，随时都面临着伤亡。水门桥下，哥哥对弟弟说，“接下来你想怎么飞、怎么跑，你自己定”，其实是对弟弟的嘱托。后面还有一句台词，他握着弟弟手说“手脚麻利点，手榴弹扔得越远越好”，这样的对话传递出的兄弟情贯穿两部影片的始终，最后水门桥畔的嘱托，更像是一种告白，让不少观众动容。

四川大学硕士生杨媛媛爱看那段“英雄成长记”：易洋千玺饰演伍万里这一新兵角色，从对枪支好奇，到对军人荣耀的珍视，从队伍撤离时的逞强，对朋友在眼前牺牲的恐惧，到战场上遇敌的沉稳冷静……

年轻观众不仅在他的身上照见了自己的童年，也对他在七连战士的呵护下一步步成长成熟的经历产生共情：71年前，一个个像伍万里一样的志愿军战士，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积极投入到保家卫国的行列中，以钢铁般意志绘就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三位导演“抢”一个冬天，只为“留得下的经典”

长津湖战役是一场迂回的炼狱之战，电影背后的创作故事，更是跌宕起伏。

这个项目始于2019年夏季。在组织创作班底，筹备9个月之后，剧组一开机便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

“各省纷纷启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一级响应，剧组各项工作被迫就地搁置。”于冬回忆，一直到2020年夏天，疫情得到控制，剧组初步具备复工条件，可电影是冬天的戏，错过了冬天，就只能继续等待下一个冬天的到来。

“两次筹备，两次开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与此同时，影院不知何时重启。”于冬坦言，当时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我更担心的是，无法赶在重要时间节点前完成拍摄任务。”

为抓工期赶进度，把所有拍摄集中在仅剩的一个冬天完成，二度开机的《长津湖》系列电影集结了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演。

“我们不能再错过。”于冬说，当时的念头只有一个，一定要完成《长津湖》。为此，博纳用上了压箱底的资源，主创团队堪称“豪华”：除三位导演通力配合外，知名导演、编剧黄建新任监制，吴京、易烊千玺领衔主演，只为完成一部“留得下的经典”。

陈凯歌负责的是志愿军进入朝鲜之前的戏份。由于影片采用的是传统的线性叙事，这部分涉及七连主要角色的出场，是电影开头、定调的关键，因此不仅要拍出时代气息，还要呈现主要人物的性格底色。

原著中，故事开始于黄土高坡。但陈凯歌说：“我想要找一个山明水秀之地开始这个电影，把大家对祖国的热爱具象化，把家和国具体化。”正是如此，影片一开始就给观众呈现了伍千里、伍万里老家湖光山色的美丽家园。此外，电影的前半段出现了这样的惊鸿一瞥——当碰了壁的新兵伍万里赌气拉开火车门，想要跳车回家，车门打开的刹那他突然怔住，他被眼前的壮阔景色所折服：蜿蜒的万里长城犹如巨龙扑面而来，气势磅礴、巍峨壮观。

参与拍摄的演员也深受感染，并将故事中的人物情感投射到自己身上。吴京回忆，在拍摄过程中，有人冻伤，有人断了韧带。有时风雪大作，吹得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半边脸都没了知觉。同时也知道了“零下20摄氏度的室外不戴手套打枪，手会冻得粘在枪上”；在地上窝两个小时，凉气从地下直往肚里灌的时候，“冻着冻着会睡着”是一种什么感觉。

“但没有人抱怨累和苦。当年的志愿军战士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打赢这场仗，我们没有理由在舒适的环境里完成一场‘硬仗’的塑造。”吴京说。

当影片上映后，收获如潮好评，并频频打破影史纪录，有人问于冬，主旋律叫好又叫座的密码是什么？于冬回答：“没有什么密码，就是真情实感。”

1. 2万个名字背后，电影工业化水平的新高度

影片结尾，写满1万多人姓名的超长名单在银幕上足足滚动了8分钟之久。

总监制黄建新说，这样庞大的规模，在世界电影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制作投资规模最大的电影，它把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准推到了新的高度。”

于冬做过统计：前期的工作人员超过7000人，再把后期80多家特效公司的参与者加进来，《长津湖》系列的两部影片项目班底总人数超过1.2万人，群演多达7万人。这让从事电影工作40多年的黄建新至今感慨其制作难度。

较《上甘岭》《英雄儿女》等上世纪的影视作品，该系列影片借助高新拍摄设备与后期特效技术的迭代，对宏大战争场面的展现方式更加立体多样，不仅实现了动作电影的创新，更让观众沉浸式体会到肉搏的疼痛与心灵的震撼。

为带给观众最真切的感受，充分展现志愿军的亲历场景，于冬在最初就明确了一点：影片坚持不用一个资料镜头，用实拍和现代技术手段呈现和还原上世纪50年代那场艰苦卓绝的战役。

这意味着巨大的特效工作量。以仁川登陆的两个镜头为例，在开拍前把图画好了拿去做，一共做了10个月，体现到电影中不过两分多钟。

黄建新说，全球有80多家特效公司加入项目，每家做的镜头数量都不一样，多的做了几百个，少的做了几十个。那么加起来共计多少镜头？多到给不出答案。“每个镜头都有特效。哪怕是最简单的文戏，人受伤后身上的血、天上下的雪，也都要做。”于冬说。

陈凯歌认为，尽管在中国电影工业的熟练程度上，相较于好莱坞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拍了这个电影，我们有底气了。

票房新纪录的产生，也让于冬倍感振奋：“我们能在单一市场有这样的产出，下一步我们就有力量将更宏大的史诗搬上银幕。”

“了不起的时代，需要更多了不起的作品”

《长津湖》系列电影不仅帮助一代人更好地了解历史、铭记历史，更完成了国产主旋律电影的一次进化，为主流大片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启示。

——摆脱“超级英雄”的叙事逻辑。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该系列电影值得称道的是伍千里、伍万里、梅生、余从戎、雷睢生等英雄群像的塑造。其中既有“百千万里”的兄弟情，也有“雷老爹”与多代战士的父子情，还有七连的战友情，这些感情真实可触，有效与当下年轻观众产生共情与共鸣。紧凑的角色设置，细腻复杂的人物情感羁绊，让每一位观众在故事中看到了自己。

——民族影像风格的有力呈现。

世界电影史上真正优秀的战争大片始终建构并独创着新的美学风格，例如《拯救大兵瑞恩》和《辛德勒的名单》等。中国战争电影同样在呼唤属于自身的独创性民族美学风格。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一川说，《长津湖》系列电影呈现的正是一种“悲歌慷慨”与“气韵沉雄”交融的民族影像风格。这种风格重新铭刻了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民族集体记忆，激励青少年观众获得以爱国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精神加速自身成长的动力，凝聚民族共识。

饶曙光说，影片通过多视点切换、大量手持摄影和快节奏剪辑，营造出极强的临场感。战争化妆与特效技术表现完美，战争场面音效逼真，弹道声效突出，有力渲染了影片气氛。

——立体真实的细节铸就故事生命力。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说，在过去很多的中外战争电影中，战士前赴后继的牺牲、绝对服从、拿胸膛堵枪眼的行为虽英勇无畏，可身处和平年代的年轻观众往往因难以理解其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感觉剧情“夸张”“不可信”。

胡智锋认为，《长津湖》系列电影没有为煽情而煽情，而是以细节充分揭示动机，立体、真实地推动剧情，成功实现了观众情感走向和思维立场的双重代入，道出“小米加步枪”何以战胜“飞机大炮”的关键——指导员梅生已经退伍，但当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他骑车百余里赶回部队。为什么再回战场？随着“这场仗我们不打，我们的下一代就要打”的逻辑阐释，观众的疑问得到解答，志愿军保家卫国的动力也得以揭示。

随着《长津湖之水门桥》的热映，抗美援朝题材的史诗级作品带给创作者和观众的精神力量一直延续着。演员吴京说：“我在这部戏里经历的一切，足以影响我的一生。我们以电影的方式纪念为国牺牲的先烈。真想让他们看看今天的中国。”

“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让我感觉我已活了300岁。”陈凯歌回忆，自己很小的时候，生活可谓一穷二白。我们国家仅用了40年就走完了西方300年才走完的路。这是几代人付出的辛勤努力、造就的辉煌，从一穷二白到伟大时代的跨越，可以写的故事、可以拍的题材太多了，我们的文学、戏剧、电影的反映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