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山东外语教学》2019年第40卷第5期第3-10页【作者机构】南京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作者简介】刘性峰，博士，副教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中国典籍英译。电子邮箱：oliverliu@163.com。【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大中华文库的中国典籍英译翻译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3BYY034）、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的诠释学研究”（项目编号：17YJC740059）及2018年度南京工程学院在职培养博士资助项目“中国典籍在英国的译介与传播”（项目编号：ZKJ201805）的阶段性成果。【摘要】本文是对苏州大学王宏教授的访谈，内容涉及中国科技典籍概念界定、中国科技典籍译介及研究现状、中国科技典籍翻译属性、研究框架与翻译策略等。王宏教授提出的建议对于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海外传播大有裨益。
中国古代科技曾在很长一段时期领先于世界，产生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科技典籍。中国传统科技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在此语境下，中国科技典籍的译介与传播工作尤为紧迫。相关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成为当下的重要课题，有些相关话题非常有时代价值和理论意义，比如中国科技典籍的概念及现状、中国科技典籍翻译与研究现状以及传播效果等。王宏教授在该领域取得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成果。刘性峰(以下简称刘)：王教授，您好！十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刘：王教授，我们知道，国内典籍翻译及其研究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科技典籍翻译研究也日渐升温。您在典籍翻译，尤其是科技典籍翻译领域，做出了很大贡献。您翻译出版了《梦溪笔谈》《墨经》《山海经》。《梦溪笔谈》是第一个英译全译本，在英国著名出版社帕斯国际出版社出版。我们想就中国典籍翻译的相关话题对您进行采访。王：我对你提的话题十分感兴趣，特别想就该领域的许多话题与大家交流、分享。刘：谢谢王教授！首先，能否请您就中国科技典籍的概念谈谈您的看法？王：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做任何研究之前，首先应该界定要研究的概念，方可有的放矢。一般而言，中国科技典籍主要指1912年以前的与科技有关的作品。刘：这是否也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在古代创作的科技作品？王：当然如此。其实，中国典籍本身就包括少数民族的典籍作品。所以，提到科技典籍，自然也不能忽略少数民族科技典籍。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典籍是一个丰富的宝藏，比如藏族、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都有许多科技典籍作品。所以说，这种概念界定有助于我们厘定研究范围。以前的研究大多忽视了我国少数民族科技典籍翻译。刘：您的这个概念界定对于当下科技典籍翻译研究十分及时。在确定研究概念之后，能否接下来请您谈一下“中国科技典籍”的状况？王：好的。要做该领域的翻译研究，就要梳理一下我们科技典籍的家底，对其有一个整体的概貌，才可以有计划、有重点、成系统地译介这些作品，研究其翻译。中国古代科技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一直领先于世界。中国科技典籍浩如烟海，内容涵盖各个领域，流传下来的作品也难以尽数。“我国古代的科技书籍数量大、内容广，据说数学著作约有一千多种，中医书达七千六百种，因此要系统地、全面地介绍是非常困难的”（麦群忠、魏以成, 1984:前言）。要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有多少，家底有多厚，可查找《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余瀛鳌, 1994）一书。该书收录从先秦到1840年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中起过一定作用的科技典籍和其他典籍中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篇章。按现代学科分类，分为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农学、医学、技术、综合以及索引，共计11卷，共约4,000万字。这是对中国科技典籍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挖掘整理。该书选用善本，即足本、精本、旧本，包括原稿本、手抄本、木刻本、活字本、石印本、影印本等，采用影印形式保留了中国科技典籍的原始面貌。刘：这些科技典籍真可称为“世界科技文化的宝藏”，值得后人开发与研究。据您掌握的资料，能否请您谈谈这些典籍在海外的译介状况如何？王：这也是我比较关注的课题，因为这是我们翻译中国科技典籍与研究此类作品翻译的背景和出发点。即是说，十分有必要爬梳中国科技典籍的译介状况，了解有哪些作品被译介到海外，哪些作品至今从未被翻译。当然，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考古式”的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尤其需要研究人员具备“考古式”的发掘奉献精神。当然，前者更为容易一些。我们这里只能简述一下相关背景。根据许海燕（2001:2）的说法，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雕刻和陶器彩绘上，女神和贵族妇女们穿的就是丝绸衣服。之后，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中国和欧洲之间“丝绸之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养蚕和丝织技术传入西方。隋唐期间，中国同印度等国家的宗教来往频繁。宋元时期，中国四大发明西传。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同沿途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科技文化交流。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到达中国，既把西方的科技传入中国，也把中国古代科技带回欧洲。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李约瑟博士及其研究团队将大量的中国科技典籍翻译成英语，介绍到海外。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译介中国科技典籍的活动。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为了鼓励中国传统科技文化“走出去”，资助翻译出版了多部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例如《黄帝内经》《山海经》《本草纲目》《九章算术》《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等。这只是一个概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被译介的中国科技典籍作品仅是极少数，有大量的科技典籍作品需要被译介。当然，可以根据需要，有重点地选择译介；另一方面，有些科技典籍作品被海外学者译介，发行量小，可能藏于海外某些图书馆，或者为私人所收藏，没有机会传入中国，又没有被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应该不少，这也是我们今后可以做的工作。相关学者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打探其下落”。比如，研究人员可以申请赴国外访学，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例如，剑桥大学的“李约瑟研究中心”就是一个理想的研究机构。刘：由此可见，虽说有不少中国科技典籍作品传播到海外，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作品还未被翻译成其他文字，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政府职能部门齐心协力，采取适当的翻译形式，如全译、摘译、编译，有规划地进行译介，并采取科学的出版方式与传播策略，让越来越多的中国科技典籍“走出去”，而且“走进去”。王：你说得很有道理，这些建议很有意义。在当前“再全球化”的国际形势下，国内也进入鼓励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时代。当下，不仅要关注“走出去”，更应该关注和考察译介与传播的效果。系统、科学、有效地译介中国科技典籍对于“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国科技话语体系等至关重要。刘：除了您刚才谈论的中国科技典籍翻译实践之外，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现状如何？王：这也是我今天要探讨的重点之一。同一般典籍翻译研究而言，特别是文学典籍翻译研究、哲学典籍翻译研究等相比，科技典籍翻译研究处于“受冷落”的状况。不过，可喜的是，近年来，相关研究日益升温，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该领域的发展。发表的相关论文日渐增多。仅以《茶经》英译为例，我曾在中国知网对国内2008－2017近十年《茶经》英译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检索，搜索到主题词为“《茶经》英译研究”的期刊论文75篇，与《茶经》英译研究相关的期刊论文数百篇。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论文数量越来越多，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广。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科技典籍翻译策略、古代科技术语翻译、科技典籍译介与海外传播、科技典籍翻译史等。如今，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借用的理论日益多元化，如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接受美学、阐释学、传播学等。这些研究对于我们认知该领域的翻译现象，描述其翻译规律并作出科学的解释大有裨益。刘：能否请您谈一下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王：虽然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并尽力解决。第一，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的海外传播一直是短板。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歌英译本较多，而中国科技典籍作品的英译本偏少，世人除知道四大发明源自古代中国外，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其他重要成就知之甚少。第二，学者们多关注某一部中国古代科技作品的英译研究，如《黄帝内经》《茶经》的英译，而对中国科技典籍英译的总体研究框架重视不够。第三，就研究视角而言，鲜有学者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展开全方位的研究。仅有的一些零星的探讨，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研究路径较窄。第四，历史分期模糊，易与一般中国翻译历史混为一谈，全面系统探讨中国科技典籍英译历史的论著较少，仅有的研究多以英译汉为主，较少涉及汉译英。第五，中国科技典籍英译教学方面的研究较少。第六，汉族科技典籍英译与少数民族科技典籍英译比例失衡。汉族科技典籍英译本居多，少数民族的科技典籍英译本偏少。因此，我们需要加大对不同典籍作品的对外译介工作，有重点、有规划地选择翻译。对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需要多元互补，构建相互支撑、特色鲜明的体系框架。刘：十分感谢您指出以上问题，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下面能否请您谈一下新时代语境下，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具有什么意义？王：当下正处于国家大力鼓励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好时机，中国科技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该类作品的翻译及其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契合国家的方针政策。科学有效地传播中国科技典籍，采用科学的翻译策略译介此类作品，可以促进该类典籍译本的海外传播。同时，也有助于构建中国科技话语体系，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刘：大量的中国科技典籍作品需要翻译为其他文字，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还需要从多个层面继续探索。下面能否请您谈谈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的属性？王：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首先，中国科技典籍翻译不同于一般翻译，主要体现在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差别，这成为制约译者理解原作的主要难点。科技典籍翻译是一个二度翻译的过程，首先，译者要把原作翻译成现代汉语，即语内翻译；然后，译者将现代汉语翻译成英语。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的属性反映在此类文献与中国文学典籍的翻译对比上。比如，后者重视文学性和创造性，而前者的科学性更强。尤其是科技典籍中，古代科技术语的翻译对于此类文本翻译的成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科技典籍文本与当代科技文本在语言风格、致思方式、认识特征等方面也存有较大差异。因此，译者在翻译此类文献时应该注意这些差异。最后，中国科技典籍的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是其文本的混合性。就是说，不同于西方近代以来科技文本的纯科技性，中国科技典籍较少有百分之百科技属性的。其实际情形是，同一部科技典籍中，可能科技性占主导，兼具其他属性。刘：通过比较，我们对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的属性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接下来，能否请您谈一下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框架？王：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与个体性。因此，该领域的研究既要重视它与一般翻译研究的规律和特点，又要关注它不同于一般翻译研究的个性。我们可以借鉴霍姆斯（James Holmes）的翻译学研究框架，并结合中国科技典籍翻译实际情况，尝试构建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框架，以系统探究中国科技典籍翻译。总的来说，该框架可以分为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理论研究、中国科技典籍翻译历史研究以及中国科技典籍翻译应用研究三个大的层面。就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理论研究而言，可以借用一般翻译理论以及其他学科可资借鉴的理论，探究该类文本的翻译现象与规律。比如可以借用“赞助人理论”，探究宗教在明末清初传教士翻译中国科技典籍活动中的作用；借鉴“传播学理论”，探讨中国科技典籍的海外传播规律与途径，等等。在这个领域，我们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拓展。其次，中国科技典籍翻译历史研究是我们亟待要做的，因为当下中国科技典籍对外译介的历史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科技典籍的“东渐”以及中国科技典籍在亚洲的译介。最后，中国科技典籍翻译应用研究涉及术语翻译研究、翻译批评和翻译教学。相关术语翻译研究是其重点，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的翻译方法与策略及其效果。中国科技典籍翻译教学研究重点关注教材选择、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刘：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用整体的视角和系统论的方法进行研究。刘：王教授，下面请您谈一下中国科技典籍与文化的关系好吗？王：好的。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翻译更是一种跨文化的双语交流，中国科技典籍翻译也不例外。文化并不是哪一种语言所独有的，也不是哪一类文体所独有的。一般而言，人们普遍认为，跟文学作品相比，科技作品中的文化因素要少一些。然而，中国科技典籍却是富含文化因素。许多中国科技的内容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大一部分与中国古代科技有关，如中医药文化中的各种术语概念、《考工记》中的各种工艺规范与制器方法等等。再有，《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张邱建算经》《缀术》等构成中国传统数学文化的主要内容，等等。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翻译中国科技典籍的过程，就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的过程，译者需要结合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原作、读者接受等)，尽可能地译介这些文化要素。同时，相关研究人员也需要将文化因素作为探究此类文本翻译的主要指标之一。刘：是的，文化属性是中国科技典籍的重要侧面，需要引起译者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另外，中国古代科技与当代科技也有很大差异，能否请您在这个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王：这是中国科技典籍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当代科技在本质上是欧洲的科技，其致思方式与研究方法也是欧洲的。当代科技有两个源泉，即形式逻辑和实验方法。西方科技每一个领域都有一套概念术语体系，研究者经过严密的逻辑思维以及试验，借用演绎推理将概念演化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思维严密、推理严谨。与此相比，中国古代科技思维却体现了明显的经验性和直觉性，以感悟为主，虽然墨子使用了一些逻辑推理方法，但是大多数中国古代科学家与技术人员很少，或者可以说，几乎不使用逻辑推理方法。西方科技思维是主客二分的，人独立于自然之外，而中国古代科技思维是天人合一的。这种科技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于中西科技方法有重大影响。刘：由此，结合前面的谈话，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科技典籍翻译是一个跨语言、跨文化、跨科学范式的交流？王：这个说法比较准确，因为，这其中不仅涉及语言转换、文化转换，更涉及科学范式的转换。尤其是科学范式转换，这个话题我们谈得较少，应该引起此类文本翻译者与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刘：其实，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两种范式之间的通约性。通约性与可译性取得了同样的哲学地位。王：是的，该问题本质上是两种范式之间是否可译，或者说，从多大程度上可译。文学典籍较少遇到此类问题，而科技典籍翻译与哲学典籍翻译经常碰到这种难题。怎样在两种范式之间进行会通，或者做某种程度的会通，不只译者需要考虑这种问题，相关科技工作者也需要思考这类问题。因此，科技典籍翻译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文化转换，还涉及科学范式的转换。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就很难传达中国古代科技的精髓与精华。有的译者用西方科技体系译介中国科技典籍，例如，用西医术语翻译中医术语，这其实转达的不是中国古代科技。刘：是不是可以说，应该强调中国科技典籍翻译过程中“科技”的要素。有时候，对这种“科技性”的重视要超过对其“语言性”与“文化性”的重视。王：你说得很对。另外，我还要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科技的这种“科技性”才是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核心特质，是中国古代科技区别于西方当代科技的主要特征，这才是中国传统科技文化“走出去”的核心，是“讲好中国故事”之“故事的精华与精髓”。在译介过程中，如果这些“精华与精髓”被译掉了、传丢了，就违背了我们大力鼓励中国文化“走出去”，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多元化竞争的初衷。刘：下面，能否请您谈谈中国科技典籍翻译与哲学的关系？王：好的。这个话题很好。这个问题的实质还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属性有关，即中国古代科技的哲学属性，或者说，中国古代科技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中国古代科技与当代西方科技的主要差异之一。许多中国科技典籍其实就是很好的哲学典籍作品，如《易经》《墨经》《黄帝内经》等都体现了深奥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科技植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沃土，有时它们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中国古代科技的哲学性及其翻译，这是一个大话题。中国古代科技的哲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由于深受《易经》《老子》等作品的影响，许多中国古代科技典籍都体现了浓重的“有机整体观”。比如，《淮南子》从宇宙的整体观探究外在环境（如五行）对人体综合平衡的治愈作用。其次，辩证的思维是许多中国科技典籍的核心哲学思想。比如，《梦溪笔谈》就说，“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夫所主者，皆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而各有所占”。第三，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即许多中国古代哲学概念成为影响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概念，如阴阳、道、气、五行等。这些概念成为许多中国科技典籍解释自然现象的工具，如《梦溪笔谈》《黄帝内经》《淮南子》等。中国古代科技的哲学性是中国科技典籍的重要属性，对于我们翻译此类文献意义重大，译者和此类译文的研究者都需注意这种哲学性。刘：中国科技典籍的哲学性容易被译者和研究者忽略，因此，特别需要注意这一点。王：我刚才主要谈及中国科技典籍的属性，除了前面我们提及的这种文本的科技性与哲学性之外，这类文本的文学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其实，即使是当代科技也存有这种属性，主要体现在其修辞性和隐喻性，郭贵春（2007）与李小博（2010）都从这两个方面对当代科技做过研究。他们认为，科学发现、科学交流、科学争论、科学理论书写等都离不开修辞语言和隐喻语言的参与。中国古代科技的修辞性与隐喻性的特征更为明显。据李照国（2011:69）的研究，《黄帝内经》采用了比喻、比拟、借代、对偶、联珠、辟复、互文、讳饰等修辞手法。再如《茶经》在描述茶的不同形状时有这样的修辞用法，“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萸堕于尊俎之中”（陆羽, 2009:38）。这种描述不亚于优美的散文描写。试想如果译作中缺少了这种文学性，是不是译文中也缺少了什么。当然，有一点需要注意，不同的中国科技典籍会有不同程度的文学性。同时，翻译此类文本中的文学性特征时，还要考虑翻译的目的，如果仅需要原作中的信息，那么译文中的文学性就需要淡化。刘：结合您上面讨论的中国科技典籍的科学性、哲学性与文学性，能否请您趁此机会与我们聊一下此类文本的翻译策略以及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问题。王：好的，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要先强调一下，中国科技典籍大都是一种“混合语体”，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与哲学性。这一点对于制定此类典籍的翻译策略而言十分重要。中国科技典籍的翻译策略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因为这种翻译策略会直接影响翻译结果，并进而直接或间接影响该类文献译作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效果。已经有不少研究探讨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策略问题，多集中于语言与文化的转换策略，有少数研究开始关注其修辞性的翻译策略。关于其哲学性与科学性的翻译策略研究较少。这里我还是要强调，需要依据翻译目的及译作的读者对象，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与恰当的翻译批评方式探讨其翻译策略，不可以“一刀切”。比如，在翻译《梦溪笔谈》时，我提出应根据《梦溪笔谈》条目内容的差异，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 (1) 涉及古代科技内容的条目翔实、客观，语言准确、简洁，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对《梦溪笔谈》此类条目的英译应注重体现科技英语的特点，多用科技专门词汇，语法上多用一般现在时态，多用结构严谨的陈述句、复句、非人称语句以及被动语态等。 (2) 涉及古代文学艺术内容的条目生动形象、具有鲜明的语言个性。对《梦溪笔谈》此类条目的英译应注重艺术性，注重对原作艺术价值的审美的把握，注重对原作艺术形象、艺术意境和语言风格的再现。 (3) 涉及古代典章制度、官政内容的条目以阐释说明为主，通过具体解说，使人们对中国古代官制、法令、行政管理、经济制度、官职名称、官员礼仪合行事宜以及科考制度等有详细了解。对《梦溪笔谈》此类条目的英译应务求语言清晰、条理分明，客观准确，清楚明白。 (4) 涉及古代药物、植物、地质、地理内容的条目专业性较强，语言准确、严谨。对《梦溪笔谈》此类条目的英译应注重体现译文的准确性，简洁性和符合学术规范，另外还要方便读者辨识。 (5) 涉及古代历法、音乐内容的条目与西方音乐和天文历法分属不同的体系，属文化专有项。在翻译《梦溪笔谈》此类条目时，需要运用文外解释、文内解释、使用同义词、选用译文读者较熟悉的另一来源文化专有项、选用非文化专有项、选用目的语文化专有项等翻译策略。（王宏, 2010:20-21）刘：谢谢王教授！感谢您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和经验。您提出的建议对于相关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很有启发。[1] 郭贵春. 隐喻、修辞与科学解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2] 李小博. 科学修辞学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3] 李照国. 《黄帝内经》的修辞特点及其英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11, (5):69-73.[4] 陆羽. 茶经[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5] 麦群忠, 魏以成. 中国古代科技要籍简介[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4. [6] 王宏. 《梦溪笔谈》译本翻译策略研究[J]. 上海翻译, 2010, (1):18-22.[7] 许海燕. 中西文化交流史[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8] 余瀛鳌.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7册)[M]. 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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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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