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一个网络语言的爱好者。从“我也是醉了”到“然并卵”，你尽量搜集每一个最新的语例（对你来说，看了春晚的相声小品才知道某个流行语，不啻于一场侮辱），不仅要追溯最原始的出处，还要给出最精确的释义。你每天都在微博上浏览好几个小时，生怕漏掉任何一条流行语，尽管如此，你仍然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互联网之大，众声喧哗，你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于是，你发了一条微博求助。不少私信随即向你涌来。大部分一塌糊涂，你匆匆扫上一眼便迅速删除，可是，有一条私信引起了你的注意：它对刚刚流行起来的“蓝瘦，香菇”做了详尽的释义和精细的考证，而且措辞彬彬有礼，斯文周到。你赶紧点进这位神奇的网友的页面，跟他互关。从此以后，最新的网络流行语就从这位网友那里源源不断地传了过来。如此这般持续了好几个月，你对这位见闻广博又和你趣味相投的网友大感好奇（虽然他在微博上只转发各类段子，绝口不提自己的生活），打算跟他线下约见一面。万万没想到，你竟然发现，这位网友是个重度网瘾患者，正在某个网戒中心接受电击治疗……
而最著名的怪人，则是《英语词典》编纂者约翰生博士。他身材高大结实，活像一头狗熊，因为童年时患过淋巴结核，他的脸上留下了明显的疤痕。他一眼失明，一耳失聪，头是歪的，身体常常前后晃动，时不时做出怪异的手势，喉咙里还会发出仿佛吹口哨一样的声音，或者如同母鸡一般咯咯作声。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是丧偶再嫁，比他大二十一岁。编词典期间，因为没钱买书，他找学生借来珍贵的《莎士比亚全集》四开本摘抄莎翁名句，物归原主时全拆成了散纸片，又在借来的书上随意写画，还腆着脸说这些记号用面包碎屑揉搓就可消去。为了词典编纂事业，他曾向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当时著名的文艺赞助人——patron）登门求助，结果遭到拒绝，等词典编成，他不仅发表经典名篇《奉答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书》（A Letter to Lord Chesterfield）将想要摘桃子的爵爷糗了一顿，连词典中对patron的释义都恶意满满：“怀着傲慢资助他人的恶棍，而他人则报之以逢迎。”（Commonly a wretch who supports with insolence, and is paid with flattery.）当然，这样的例证还不止一处，最出名的就是对燕麦（oats）的释义：“一种谷物。在英格兰通常用来喂马，但在苏格兰供人食用。”（A grain, which in England is generally given to horses, but in Scotland supports the people.）不仅拿到现在是天大的政治不正确，即便在当时也引来了诸多争议。他还对“国税”（excise）如此释义：“一种令人憎恶的货物税，抽税者是一群受雇于税收酬养者的恶棍，比例随他们的兴致任意调整。”（A hateful tax levied upon commodities, and adjudged not by the common judges of property, but wretches hired by those to whom excise is paid.）这个词条大大地触怒了课税官员，他们不仅将之视作诽谤，甚至想要控告词典编者，以便“合法地获得补偿”。
不过，公允地说，尽管并没有从事任何具体的词条编纂工作，弗尼瓦尔仍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上任后扩大了编辑队伍，吸纳了更多的义务资料员，还设立了新的编辑职位——他称之为“义务分编”(sub-editor)，“负责整理引文卡片,补遗拾漏,提供初步的释义和词源等基础性工作,在义务供稿人和主编之间架起桥梁”。他于1864年创建了早期英语文稿学会(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汇辑刊行了许多早期和中古英语的珍贵作品，内容所及多为早期文献研究的薄弱之处或盲区”，默里之所以在学界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参与了该学会的古代文献辑考工作。此后，弗尼瓦尔又创建了一系列民间组织，如民谣学会(Ballad Soeiety，1868)、乔叟学会(Chaucer Society，1868)、新莎士比亚学会(New Shakespeare Society，1873)、威克利夫学会(Wyclif Society，1886)等。这些学会成员的不懈努力确保了语料来源的精准，为大词典的编纂做了充分的准备。
伯奇菲尔德自承“不是一个作风民主的词典编纂家”，喜欢搞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一言堂，不仅旗帜鲜明地跟艺术家站在一边，“当他们和科学家争执的时候，我每次都赞同艺术家”，而且力挺二十世纪的作家，如斯彭德、奥登、艾略特、格雷厄姆•格林、爱丽丝•莫多克等，“雄心勃勃地打算收入所有他们用过的词汇”。他认为，“既然像乔叟这类伟大的古典作家用过的每个词和词义都已载入《牛津英语词典》，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能把一批地位相当的二十世纪作家……所用的词藻排除在我们的补编本之外”，“只要天才们还活着，人们似乎永远也看不出他们是自己时代的天才”。英国人一般不太喜欢美国作家，他却对福克纳、品钦、奥尼尔等人青眼相加，尽量收录他们用过的词汇。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努力找出到了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世纪还会有读者的作家，“或许我会搞错，但是总比怯懦地认为没有一个作家够得上资格要好得多”。
伯奇菲尔德的迈纳跟原版相比要温和许多，而且不止一位。有一位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授读了三十年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卡城《每日新闻》，“在他的教授的生涯里记下了每一件要闻”，这位教授把“他的笔记遗赠给了我们，这样一来，这两张报纸的引用率便远远超过它们应得的待遇”。还有一位以大篷车为家的女士，“她从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动身，游历了新墨西哥、科罗拉多、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等州”，“大篷车碰巧停在哪里，她就读当地鲜为外人所知的小报”。美国西部各州的语言风貌就是通过这位女士收集的资料“很好地体现在了这部词典里”。靠了这些怪人的帮助，大词典补编本才得以顺利完成。
事实上，即便是默里，他拥有的也不仅仅是迈纳。《教授与疯子》一书记载了另一个怪人：菲茨爱德华•霍尔（Fitzedward Hall）。他和迈纳“都是美国人，都是军人，都在印度生活过，精神都不正常”，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1897年10月12日）的宴会上，刚刚完成的大词典第三册被当作对女王的献礼，牛津大学为默里举办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学界名流纷至沓来，若干志愿者也受邀出席，这两位对大词典编纂贡献最大的志愿者却都没有现身。霍尔的经历颇为传奇，他在印度学习了梵文，做了印度一个大学的梵文教授，离开印度返回英国后，又去了伦敦国王学院做梵文教授，最后因为和另外一位梵文教授闹翻而离开。大家对他的评价是：醉鬼、外国间谍、学术造假者，以及道德堕落的家伙。然而，这个风评极差、怪里怪气的家伙，却每天给默里写信，为大词典的编纂献计献策，无怨无悔地义务提供引语，整整持续了二十年，在此期间，他从未与默里见过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活脱脱就是另一个迈纳，默里对他的工作的评价是“无法估量的巨大协助”，“词典的每一页都有他的贡献”。然而，残酷的是，他几乎被人遗忘了。最显著的例子便是，《教授与疯子》用了整整一本书来写迈纳，留给霍尔的不过一页而已。
美国著名记者约书亚•肯德尔（Joshua Kendall）写过一个《罗热类语词典》的幕后故事。该词典的编者彼得•罗热有家族精神病史：外祖母、母亲终身患有精神疾病，妹妹和女儿精神也都不正常，叔叔是割喉自杀的，死去的时候就躺在罗热的怀里。罗热本人偏执、忧郁、害羞，害怕不洁和混乱，之所以迷恋编写词典，是为了寻找心灵上的慰藉。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发现，编写词语清单能够给自己带来安慰，沉浸于语言的细微差别能够让自己免于焦虑。说起来，这何尝不是又一位迈纳呢？只不过他同时也是默里罢了。温切斯特在《教授与疯子》的第十一章写道，“编词典是孤独而单调乏味的苦工”，“只有默里和迈纳这样的人，才有能力与巨大的词语洪流搏斗，站稳脚跟”。
参考文献：
金常政：《西方词典史话》
秦晓惠：《〈牛津英语词典〉的“阅读计划”：前默里时代》
王嘉理：《伯奇菲尔德谈〈牛津英语词典补编〉》
郭启新：《约翰逊及其〈英语词典〉研究》
李荫华：《英国修辞学家和词典编纂家亨利•福勒》
朱绩崧：《文人词典第一流——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和他的〈英语词典〉》
陆谷孙：《秋风行戒悲落叶——忆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