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云社演员有车有房还众筹 专家说个人求助不受规制

　　●　事件所涉行为属个人求助。在法律上,因个人求助而进行网络捐款的行为属于民法上的附义务的赠与行为

　　●　个人求助没有纳入慈善法律体系监管,不受慈善法调整,但其属于民法总则、合同法、刑法等法律的监管范围。建议和鼓励捐赠人向合法正规的慈善组织捐赠善款,以更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

　　●　大病救助行业是一个“新生儿”,需要各方面的呵护,法律完善、政府监管、平台风控,缺一不可。自律与监管是真正肃清和整顿行业乱象的良药

　　□　本报记者　张维

　　德云社又上热搜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原因。

　　不是因为相声艺术,不是因为表演新秀,而是因为一场与之主业八杆子都打不着的捐款行动。唯一与之相连的是捐款所为之人吴鹤臣(本名吴帅),是德云社相声演员。

　　4月8日,吴鹤臣突发脑出血后,其家人在水滴筹平台发起求助,目标额为100万元。随后此举频遭质疑,郭德纲、德云社被拖下水,水滴筹也成为舆论风暴眼。

　　5月5日,水滴筹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5月3日下午,发起人与水滴筹沟通停止筹款。截至筹款结束,项目共筹得147959元,5269人次参与赠与,暂未申请提现。发起人正在补充更多证明材料,供赠与人了解、监督。“如发起人申请提现,水滴筹平台会进行公示。后续公示若无异议,水滴筹会将此款项直接汇入医院对公账户,用于患者后续治疗,若有结余,剩余款项将原路退还赠与人。关于患者治疗情况和款项用途,水滴筹将持续向公众公示。”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慈善联合会法律顾问张凌霄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厘清了众筹与个人求助的区别。他认为,事件所涉行为属个人求助,个人求助行为不受慈善法规制,建议和鼓励捐赠人向合法正规的慈善组织捐赠善款,“依法行善,‘爱心’就不会再变为‘伤心’”。

　　德云社演员发病住院

　　亲属筹款百万引争议

　　在北京天坛医院经医生全力救治后,吴鹤臣术后病情逐渐稳定,目前已经住院近一个月。

　　据吴鹤臣的妻子张泓艺后来所披露的信息,开颅等已花费7万元,还需要护理,按半年算,需要4万元……一笔怎么算都不小的医疗费用让张泓艺走上了求捐之路。

　　5月1日,水滴筹平台出现了一则以吴鹤臣母亲名义发起的求助信息,张泓艺被外界分析为真正的操盘手。这一则信息显示,患者家庭收入为7万元,是贫困户。家里有一辆13万元的车,暂时还没有变卖,目标金额是100万元。　

　　如吴鹤臣的家人所愿,求助信息发出后,一笔笔捐款纷至沓来,但同时,一浪高过一浪的质疑声音也不期而至。有网友称,吴鹤臣家里在北京有两套房、一辆车,大病也有医保,怎么会需要用此方式获得捐款?

　　被质疑的还有100万元的目标金额:“脑出血需要这么多钱吗?”尽管张泓艺晒出明细,看起来确实不少:因为家和医院很远,需要租房子,5000元一个月,按两年算,需要12万元；还需要护理,按半年算,需要4万元；颅骨修复手术,差不多是4万元至10万元；还有康复治疗,差不多是5万元……但网友并不买账,甚至直指“100万元是把养老的钱也筹了吧”“里面的费用很多简直就是为了发家致富去的啊”。

　　对此,张泓艺发微博回应称,100万元是众筹的上限额度,截至5月3日晚已经筹到148184元,筹集费用暂时够用,水滴筹已经关闭。网友质疑的两套房子都是公租房,一套在父母名下,一套在爷爷名下,爷爷已经过世,两套房子均无法出售。车为婚前购置,家中有瘫痪病人,日常出行很是麻烦,何况家中还有两个老人,从昌平南口到天坛医院60公里,车不能卖。自己并不存在骗捐、逼捐的行为。

　　当地居委会也证实,相关情况属实,社区也动员募捐了1万多元。

　　不过,这些依然未能平息网友的质疑,各种关于张泓艺的“深扒”还在继续。

　　郭德纲和德云社也未能在这场来势汹汹的舆情中幸免。有人质疑郭德纲作为师父,没有给予弟子资助。德云社则被质疑没有给吴鹤臣上医保。　

　　不过,最先走出这场舆论风暴的倒是郭德纲和德云社。5月4日,德云社发布声明称,吴鹤臣有北京医保,其医保卡现在在天坛医院留用。吴鹤臣妻子发起的“水滴筹”众筹是私人行为,家属称对于之前受捐的款项,会按照规则由平台直接划入医院账户,用于后续治疗,并将公开相关花费明细。德云社和郭德纲本人将继续向其提供一定程度的经济援助。

　　这场风暴原也与其无关。张凌霄称,吴鹤臣妻子在水滴筹发起捐款的行为属于个人求助,“仅是其个人行为,与德云社并没有关系,也不能存在关系”。

　　吴鹤臣妻子的行为在诸多媒体报道中被描述为“众筹”,这在张凌霄看来,也并不十分准确。“众筹不是一个法律概念,筹集更多的资金,大家来去做某一件事情,这是其最基本的含义”。

　　那么,什么是个人求助呢?张凌霄解释,个人求助是指个人因自身或家庭成员出现困难,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向社会求助的行为。在法律上,因个人求助而进行网络捐款的行为属于民法上的附义务的赠与行为。

　　张凌霄说,我国法律并没有禁止个人求助行为,也就是说,吴鹤臣妻子的行为是法律允许的。尽管个人求助没有纳入慈善法律体系监管,不受慈善法调整,但并不意味着其游离于法律之外,其属于民法总则、合同法、刑法等法律的监管范围。

　　合法有效途径仍缺乏

　　家庭经济情况难核实

　　郭德纲和德云社没事了,反倒是水滴筹,逐渐陷入这场舆论风暴。一些网友称,水滴筹没有尽到审核义务,没有提前核实房产、治疗费信息。

　　水滴筹是一家怎样的平台呢?公开资料显示,作为目前国内免费大病筹款平台,水滴筹是国内网络大病筹款零手续费的开创者。截至2018年9月,“水滴筹”累计筹款金额超过100亿元,帮助了80多万名经济困难的大病患者,有3.4亿次爱心捐赠。就在刚刚过去的今年3月,水滴筹还完成了B轮融资,总融资金额近5亿元人民币。2018年5月,水滴公益平台正式获批成为民政部指定的全国20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之一。

　　这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个正规的有着发展潜力的大病筹款平台。但水滴筹在此次事件中的最初回应并未得到网友的认可。5月4日,水滴筹回应称,没资格审核发起人的车产房产,勾选“贫困户”系发起人误操作,且平台曾与医院联系,但由于患者尚在治疗过程中,医院没有办法给出确切花费。

　　对于水滴筹的回应,一些网友称“看不懂”。有人问:“敢情在众筹平台上只要说我是穷人就行了?”

　　作为平台,水滴筹在此事件中究竟有没有责任?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吴鹤臣妻子在水滴筹的筹款页面显示,“求助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真实性由信息发布者负责,水滴筹提示您了解详情后方可进行帮助”。在张凌霄看来,这样的提示信息意味着“水滴筹履行了风险提示义务”。

　　事实上,在5月1日22时,吴鹤臣妻子在水滴筹发起筹款的次日清晨,水滴筹已与发起人取得联系,了解患者更多信息并要求其补充、公示当地居(村)委会开具的患者家庭经济情况证明等更多相关证明材料和增信信息。“此后,水滴筹联系了患者所在医院的医护人员,对患者病情等情况进行核实,确认患者病情属实。”水滴筹答复记者称。

　　水滴筹坦陈,当前车产、房产、存款等家庭经济情况普遍缺乏合法有效的核实途径。“为了让赠与人充分了解患者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帮助,水滴筹要求发起人向赠与人最大化、真实地公示患者的疾病情况、治疗花费情况、家庭经济状况(主要是房产、车产等信息)、预期款项用途以及享受医保、商业保险情况。同时,水滴筹将第三方验证机制、监督举报机制与平台审核机制相结合,对患者相关情况进行核实。”

　　水滴筹称,上线至今始终坚持零服务费,助力患者最大程度及时接受治疗。平台上的每一个筹款项目都有退款通道,在项目打款前赠与人可根据个人意愿随时申请退款。

　　“水滴筹积极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后续水滴筹还将继续推进完善自律公约,并以更加严格的标准开展业务。水滴筹始终秉持开放的态度,欢迎全社会共同监督,以帮助平台更加有序发展,不断完善互信互助的个人大病求助环境。”水滴筹说。

　　真实性正当性受质疑

　　自律与监管方为良策

　　张凌霄发现,公众对于个人大病求助行为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环节:提交材料的真实性以及善款使用的正当性。筹款受益人是否真得了病?治疗此病是否真需要这么多钱?经济状况是否真到了需要向社会求助的地步?所筹款项是否全部用于治疗所患疾病?

　　实际上,针对这些问题,早在去年10月19日,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3家互联网服务平台就正式对外发布自律倡议书,并且共同签署了《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公约》。

　　张凌霄认为,在这份自律公约中,已经看到平台对于以上问题的解决方案:“加强求助信息前置审核；构建全流程风险管理制度；抵制造谣炒作恶意行为；建立失信筹款人黑名单。”通过不断完善机制,引领行业健康发展。确保信息的公开透明,保证每一笔资金用在实处,能够追溯,有迹可循、有案可查、有疑可问；强化责任追究,强化各主体的相关责任,有效遏制卖惨骗捐、善款滥用,对不道德以及违法的行为予以严惩,以儆效尤。

　　“这份‘自律公约’让我们看到了这3家平台自觉整治行业乱象的魄力。然而,作为一个有益的救助形态,要走的路还很长。大病救助行业更是一个‘新生儿’,需要各方面的呵护和成长,法律完善、政府监管、平台风控,缺一不可。”张凌霄强调,“自律+监管”是真正肃清和整顿行业乱象的良药。

　　张凌霄提醒,个人求助行为不受慈善法规制,但在慈善募捐、慈善财产使用以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等方面,慈善法有明确且严格的规定,慈善组织本身是依法设立的组织,政府有监管,要求它的运作规范、内部的管理机制要健全、要向社会公开相关的信息。因此,建议和鼓励捐赠人向合法正规的慈善组织捐赠善款,更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

　　“由慈善组织介入,根据求助人的具体需要对善款进行管理和使用,既能发挥慈善组织的专业救助能力,对善款使用的形成监管,对受益人进行最大效益的救助,也能增强对特定个人救助的透明性和规范性,更好地保障捐赠者和受赠者的权益和权利。”张凌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