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大家也不敢轻易违背周总理的遗愿，只能上报毛主席，毛主席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后，睁大了双眼，一时之间竟说不出话来。
当毛主席得知周总理的遗愿后，眼泪不禁从脸上缓缓滑下，滴落在了沙发上，思索良久，毛主席只批准了其中的一条：把骨灰撒在祖国大地。
1976年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十里长街围满了眼含热泪的群众，到处都是哽咽的哭声，很多人跟着灵车缓缓地前进，他们舍不得敬爱的周总理。
1976年1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天哭声震颤人民大会堂，负责致悼词的邓小平几度哽咽，一度念不下去。
1976年1月16日晚上8时15分，邓颖超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登上了一架安-2型小飞机，她准备送自己的战友、伴侣最后一程。
随后，她和执行撒骨灰任务的同志们，一起将周总理的骨灰洒在了北京、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和山东的黄河入海口等4处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
送走了周总理，接下来就要整理他的遗物了，就在工作人员整理过程中，突然有人发现了一份被周总理扣下的，毛主席在1974年亲笔批示：
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会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看清这份批示的内容后，在场之人无不失声痛哭，周总理一心为公，对待自己的亲人却非常严格，甚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这也印证了周总理说的那句话：“只要我在一天，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任职”，为了这句话，周总理整整“压”了邓颖超26年。
其实，邓颖超的资历非常老，1925就入了党，后来又参加了长征，在瑞金时期，还曾担任过中央局秘书长，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曾被中央派出与国民政府谈判。
并且，邓颖超在这之后，还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是7名共产党参政代表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参政员，可以说邓颖超绝对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代表，有着超凡的能力和资历。
然而，1949年组建人民政府时，众多贡献卓著、有才之士都获得了重用，并被安排了合适的职务，当时政府组成人选几乎都由周总理提名，可他却把邓颖超排除在外。
很多人都对此十分不解，纷纷建议要给邓颖超安排合适的职务，党外人士张治中就曾为此找过周总理，认为这是周总理考虑不周，至少也应该给邓颖超安排个部长职位才能服众。
党内人士也不断找到周总理，大家认为共产党人提倡男女平等，怎么说也得给邓颖超安排个部长职位，不过周总理都回绝了这些建议。
后来，找的人多了，周总理直接对众人说出了缘由，周总理说如果邓颖超当了部长，那邓颖超发出的文件和指令，很可能会让别人误认为是他的意见，别人也就不太好办了。
周总理认为，如果把家庭关系和革命工作搅和到一起，绝对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开展，为彻底断绝众人的念头，周总理最后还说出了只要自己是总理，邓颖超就绝不能在政府任职的话。
见周总理的态度非常坚决，众人只能作罢，后来组织安排邓颖超到全国妇联任副主席，周总理听后又提出反对意见，最终组织还是坚持让邓颖超去妇联担任了副主席。
不过，随后在工资定级时，周总理再一次让邓颖超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当时妇联主席的工资定为3级，邓颖超作为副主席，正常来讲应该定为4级。
邓颖超却高风亮节，主动申报了5级，可周总理对此还是不满意，建议邓颖超的工资降为6级，邓颖超听后欣然接受，就此向中央提出了降低工资级别申请。
其实，周总理不但对邓颖超要求严格，他对自己同样十分严格，周总理在给自己工资定级时，也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工资定为2级，周总理说要把1级工资待遇留给烈士家属。
此后，一直到周总理逝世，在整整26年的时间里，邓颖超的职务始终都停留在妇联副主席的位置上，无论她的工作多么出色，都没有获得任何调动、晋升的机会。
邓颖超对此毫无怨言，她自愿褪去光环，忍受委屈，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都十分谨慎，在工作上也绝不多问，坚决不给周总理添麻烦。
而且，邓颖超还全力做周总理的后盾，周总理的亲戚朋友来家里拜访时，无论是吃饭、住宿，还是求学、看病，邓颖超都倾尽全力的处理好各种事情，周总理曾这样评价邓颖超：
“她这一辈子，除了工作，剩下的全都为我们周家服务了！”
周总理和邓颖超没有孩子，他俩收养了很多烈士的后代，虽然在这些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上，周总理夫妇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但绝对不会在权力待遇上提供任何特殊照顾。
这一点，周家所有子侄辈都深有感触，他们都曾在不同场合表示过，周总理反复叮嘱他们，周家人就是普通人，周总理也从未给过他们任何特殊关照。
周总理一心扑在事业上，常年超负荷工作，因积劳成疾、睡眠时间过短，在1967年2月被诊断出了心脏病，但周总理却没有任何改变，依旧坚持工作在最前线。
1972年5月，周总理被诊断出患上了膀胱癌，尽管当时医生叮嘱他要减少工作、注意休息，可周总理却说：“我配合你们，但你们也要配合我。”
周总理有太多的事情放不下了，此后他坚持带病工作，这也导致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到了1974年时，由于病情一再加重，医生对周总理说，必须立即动手术。
可周总理却拒绝了医生的建议，此时四届人大会议已经进入倒计时，他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因此周总理提出继续进行保守治疗，这样才能时刻保持清醒、不耽误工作。
这时候，毛主席的身体也出现了一些状况，政治局从筹备四届人大会议方面考虑，推荐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无论从知识、能力，还是从阅历、资格上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毛主席接到推荐文件后，立即做出了“同意”的批示，不过考虑到周总理一直以来的脾气，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在这份文件上又写了一段话：
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会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然而，当这份带着毛主席亲笔批示的文件，转到周总理手中时，周总理却没有告诉任何人，直接将这份文件悄悄扣了下来，就这样这份文件被藏了起来，连邓颖超也不知道这件事。
1974年6月1日，这一天是儿童节，孩子们都在兴高采烈地庆祝着属于自己的节日，可就是在这一天，周总理由于病情加重，不得不离开了他工作和生活了25年的办公室。
此后，他一直住在305医院，但在做了第一次膀胱癌切除手术后，他很快就在病床上开始了工作，虽然当时很多症状都减轻了不少，但周总理的病情依旧非常不稳定。
可仅仅住院一个月后，他就在医院里接见了外宾，这则消息被公布后，全国人民才知道，敬爱的周总理生病住院了。
1974年8月10日，由于癌细胞发生转移，经毛主席批准，周总理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此时周总理已经十分虚弱了，但仅仅过了一周，他又强忍着病痛开始了工作。
1975年1月3日，四次人大会议开幕，周总理拖着疲惫的身体，忍着病痛前往会场做了《政府工作报告》。
1975年3月，不幸的消息再次传来，周总理的肠胃也出现了问题，只能进行第三次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总理的体重骤降。
1975年9月7日，饱受病痛折磨的周总理，最后一次在医院会见外宾，这时候他的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他对外宾说：
“由于身体出现了问题，我现在已经不能继续工作，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不过即便如此，周总理依旧十分关心国家发展建设，他坚持让人给自己读报纸、报告和文件，并积极建言献策，发挥着自己所有的能量。
当时间来到1975年12月下旬时，周总理的病情持续恶化，已经到了无法自主进食，必须要下胃管的程度，而且周总理的身体异常疼痛，打止疼针也不管用。
不过，周总理依旧不愿给医护人员添麻烦，无论多疼，他都不会喊出来，始终咬牙坚持着，他害怕影响医护人员休息。
后来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周总理就对大夫说，他实在忍不住疼了，想哼哼几声，请医护人员别担心，在场的医护人员流着眼泪劝慰周总理：
“周总理，如果疼，您就喊一喊，没关系的，请您别再拘束了……”
然而，就算如此，周总理也没有大声喊出来，由于周总理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一直为周总理理发的朱殿华师傅提出申请，想来医院看望一下周总理，可周总理却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他为我理发20多年，如果看到我现在被病痛折磨的样子，一定会非常难受，还是别让他来了，代我谢谢他。”
其实，这已经是周总理第3次拒绝朱师傅的探望申请了，同时周总理也拒绝了很多想要来医院探望他的人，因为他不想让大家难过，可以说直到此时，周总理还一直在为他人着想。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敬爱的周总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78岁，而周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出的话则是：
“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医护人员）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吧，他们更需要你们……”
周总理逝世后，组织根据整理遗物时发现的那份，被他扣下的毛主席批示，决定增选邓颖超同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待下次全会时予以追认。
至此，邓颖超才终于担任了这个“迟到”的职务，此后邓颖超全力工作，积极参加会议、接待外宾、处理各项事务，后来还在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
1988年，邓颖超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不过即便如此，她依旧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坚持建言献策，1992年7月11日，操劳了一辈子的邓颖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可以说，从个人贡献来讲，邓颖超也是杰出的代表，但在建国后的26年时间里，她却甘于退居幕后，默默做好辅佐工作，而且还对此毫无怨言，邓颖超说：
“作为名人之妻，受点委屈也是正常的，我是新的‘夫唱妇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