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从二O一六年开始，陆续对云南八大名碑进行考察学习。一直想把这些照片及相关信息做一个归纳整理。一是对云南八大名碑作一个回顾；二是分享给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算是个备查吧。</h3> 孟孝琚碑 <h3>根据八大名碑存世的年代来排列，云南现存唯一汉碑一一孟孝琚碑为之首</h3><h3> 汉《孟孝琚碑》现存于昭通市区文渊广场。</h3> <h3> 孟孝琚碑原存于昭阳三中，后来和霍承嗣墓一起搬迁到了文渊广场。</h3> <h3>在文渊广场建有碑亭保管。</h3> <h3> 孟孝琚碑于1961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h3> <h3>原碑现嵌于壁间永久保存</h3> <h3> 孟孝琚碑残高1．33米，宽0．96米。碑文计15行，每行残存21字(从文意推断，上应缺77)，隶书，碑文存256字。由于上段缺失，仅有“丙申”、“十月癸卯”、“十一月乙卯”等字，立碑时代，因缺年号，说法不—。据考证应为东汉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所立，是我省现有的唯一的一块汉代碑刻。</h3> <h3>《孟孝琚碑》立碑刻石的背景</h3><h3> 据统计，在有明确纪年的东汉碑刻中，刻制于桓帝年间的五十九件，刻制于灵帝年间的七十六件。立碑在当时成为一种风尚。</h3><h3> 存世汉碑留下书写者姓氏的极少，而《孟孝琚碑》则留下“武阳主簿李桥”“书佐黄羊”“（主）记李昺”“铃下任骡”等姓氏，颇为不易。实际上，由门生故吏出资为师长树碑立传，是东汉中后期特有的墓葬风俗。《孟孝琚碑》的刻立者，正是孟孝琚之父武阳令的“故吏”。东汉选官取士实行“察举制”，门生故吏与其恩师、故主之间，具有一种“终身”性的附属关系。对于这些门生、故吏来说，师尊、座主于己在文化上有教导之义、政治上有擢用之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故师尊之丧，乃至师尊家属之丧，有如天崩地陷，为其勒碑颂德，自然就成为应尽的义务。门生故吏热衷于为师尊、故主颂德刻碑，除了寄哀思、申情谊之外，还有附骥致远的用意。(转自《中国书法》)</h3> <h3> 此碑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从内容上看，它主要记述孟孝琚的生平。是我省现有的唯一的一块汉代碑刻。碑文记述汉代武阳令之子孟广宗(字孝琚)的生平事迹，孟氏为闻名“南中大姓”之一。孝，原名承广宗，“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群书)”，改名孟琁。他先聘“蜀郡何彦珍女”，未娶夭亡于武阳。<br></h3><h3> 东汉 桓、灵时期还是汉碑文体的成熟时期，碑文的文体已经形成一套固定的格式。一篇完整的碑文，通常由碑额、碑序、碑铭三部分构成。碑额用以标明碑主身份；碑序则是碑文的主体部分，记述亡者的家世、学行、仕宦履历、卒葬、寿年，以及生者的颂扬悼念之情；碑铭则为结尾的几句韵语，对碑主作总结式颂赞。方树梅为之跋语曰：“铭词博大，决为当代老经师手笔”“亦孝琚不幸之幸也”，评价甚高</h3> <h3>从书法上看，碑文系方笔隶书，取势横扁，左右舒展，笔画瘦劲古朴。它的发现，不仅打破了“北方南圆”的陋说，而且可以探索“汉隶与今隶递嬗痕迹”(梁启超语)。</h3> <h3>拓片(转自百度)</h3> <h3>碑亭里有一方复制件。</h3><h3>从碑四周所刻的龙、虎、龟纹，可以窥见汉代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石刻艺术水平。</h3> <h3> 孟孝琚碑，其出土发现的经过颇为离奇。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云南旅游昭通城东南乡白泥井杨家冲马家湾农民马宗祥修筑围墙要用土，循惯例，最便捷的取土方式就是到附近的梁堆上去获取。一天傍晚，马宗祥依然任劳任怨地进行着取土的工作，不经意间，却从梁堆的覆土下挖出了一方残损的石碑。石碑上字迹清晰可辨，但马宗祥与“字”素昧平生，便也失去了辨认的兴趣和可能，只将石碑挪放在一边。过了几天，马宗祥的表弟马正卫进城办事，便把挖到石碑的事告诉了一位叫胡国桢的先生。胡先生对这件事好像很关心，详细询问了一些细节，又用书贴描摹了一张碑式图与马正卫讨论，末了，嘱马正卫转告马宗祥，一定要把石碑保护好，答应待赴省参加乡试后一定去看看。</h3><h3> 九月，胡国桢赴省乡试失意，回到云南旅游昭通就去拜望蛰居乡里的前翰林院检讨谢履庄，转述了梁堆中发现残碑的事。谢太史一听梁堆中有石碑出土，便坐不住了，当即邀约胡国桢到出土现场观看。</h3><h3> 石碑出土时就已经断失了碑首一截，残高１．４０米，宽０．９６米，厚约０．２４米。虽然因碑首断缺、碑文阙失而难以确认立碑年代，但从碑式、书法及镌刻风格看，可确认为汉碑无疑。谢太史心犹未甘，到村子里请来十多个农民，在碑石出土处掘地五尺，断失的碑首仍杳无踪影。有些失望，却也无奈，向马正卫雇了一辆牛车，将孟碑运回城中。</h3> <h3> 孟碑出土后，昭通籍翰林谢崇基等，将其移置于城中凤池书院藏书楼下东壁间保存。谢氏还撰写跋文，附嵌在原碑末行空隙处，同时大量拓印，寄送海内名流。此后光、宣之际，雅好金石的端方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也曾派人到云南，拓印千本，使“海内治金石者，益知宝重”。其他如昭通萧瑞麟等，都曾有向友人寄赠拓片之事，具体渠道虽不得其详，但孟碑终究在清末民初年间逐渐流播于世，惊动金石学界。<br></h3> <h3>收藏于昭通博物馆的孟孝琚碑拓片</h3> <h3> 这是刻在孟孝琚碑背面的关于此碑的说明。因现在碑嵌在壁上，背面的说明已看不见。<br></h3> <h3>《孟孝琚碑》的历史定位:</h3><h3> 作为云南迄今唯一汉碑，《孟孝琚碑》也是云南存世最早的刻石。<font color="#ff8a00"></font></h3> <h3>“爨文化是在爨氏引领下，爨人爨族在爨时爨地所创造的复合多元、包容开放、传承创新的云南及其周边地方民族历史文化”。摘自——《云南爨文化概说》</h3><h3>以“两爨碑”为代表的实物资料,便是爨文化高度发达的象征,爨期“鼎立鼓群”现象,爨人“牛蛇崇拜”心态,爨地“农牧并存”经济和“遑耶姻亲”制度,“鬼主制度”等等,便是爨文化有别于其它文化的重要标志。它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复合体,由众多文化聚合,众多部族共同创造的多元文化。</h3> 爨宝子碑 <h3>两爨碑又根据碑体的大小，被称之为大爨碑、小爨碑。小爨碑所属年代为东晋安帝乙已年（公元405年），大爨碑碑立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二年 (458)。故小爨碑比大爨碑早53年。我们先来讲一下小爨碑。</h3><h3><br></h3> <h3> 在曲靖一中旁于新建一座璺文化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是在曲靖一中百年华诞之际，由李晶校长提仪集资重修碑亭，并增建爨文化博物馆。现在"爨宝子碑"收藏于此。</h3> <h3> 196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这块历尽沧桑的爨宝子碑为全国<font color="#ff8a00">首批</font>重点文物保护单位。</h3> <h3>新建的爨碑亭</h3> <h3> 小爨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碑质为沙石，清乾隆四十三年前(1778)，已于今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杨旗田出土，咸丰二年(1852)移置曲靖城内。</h3> <h3> 碑呈长方形,通高1.83米、宽0.86米、厚0.21米。碑额为半圆形,青砂石,保存较好。碑额题衔5行,每行3字,计15字碑正文凡13行,行7至30字不等,计336字;下列职官题名13行,每行4字,计52字。刻立于东晋安帝乙已年(405年)。</h3><h3> </h3> <h3> 此碑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云南南宁(今曲靖)出土，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后来被一乡民用做压豆腐的石板。咸丰二年，曲靖知府邓尔恒发现豆腐上有字迹，大为惊异，急忙派人找到卖豆腐之人。将碑石运回府中，后置于城中武侯祠。当时，正是碑学大兴而帖学告退的时代。</h3> <h3>清咸丰二年七月(即移置碑石同时)，邓尔恒于立碑年月后又在碑左下方刻有跋，记录碑的出土及移置经过。</h3> <h3>墓主爨宝子未曾见于史籍记载,从碑文得知:爨宝子是东晋建宁郡(今曲靖市)同乐县(今陆良县)人,官至振威将军、建宁太守,23岁英年早逝。碑文内容多是对爨宝子本人的谀颂之词,对其事迹记载较少。但有关内容和职官题名却透露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诸多信息,为研究两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地方史,特别是爨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h3> <h3>是碑未见出土初拓本。最早拓本为移置前邓尔恒所拓之无跋本。北京图书馆藏最佳裱本系无邓跋之旧拓。</h3> <h3>此碑载爨宝子的生平事迹。其书体在隶楷之间，故历代金石家又多作隶书。其书法结构天然古秀，在古拙中又见凝重，可称由隶书向楷书过渡之典型。因两晋有禁立碑石之制，刻石绝少，故甚为世人所重。</h3><h3> 爨宝子碑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公元五世纪的一通名碑,晋碑中的佼佼者。面世以来,不少文字学家、书法家推崇备至,给予高度赞誉。云南剑川人周钟岳赞之为“南碑瑰宝”,康有为称其是“正书古石第一”,李根源评价它“下笔刚健如铁,姿媚如神女”。如潮好评,不一而足。</h3> 爨龙颜碑 <h3> 与小爨碑相比，爨龙颜碑体量上又大得多。又称之为大爨碑。</h3> <h3> “爨龙颜碑”收藏于陆良马街镇薛官堡一座小院内，古朴的大门已有些斑驳。“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爨龙颜碑"的匾额赫然立在门头，彰显着这个小院的不平凡。</h3> <h3>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小爨碑同时列为云南首批重点的两件文物。</h3> <h3> 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 《爨龙颜碑》始建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距今为一千五百四十一年。</h3><h3> 与爨宝子碑相比，此碑较大，高3.88米，宽1.46米，字数亦多，除碑阴题名外，仅碑阳即存文900余字，故称“大爨”。它是现存晋宋间云南最有价值的碑刻之一。</h3> <h3>碑额上部浮雕青龙、白虎、朱雀。下部正中有穿，左右刻日、月；日中有爨乌, 月中有蟾蜍。中间刻“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h3> <h3>碑阳正文24行，行45字，共 927字；爨道庆撰文。碑阴刻职官题名 3列，上列15行，中列17行，下列16行。碑阳左边刻清阮元、邱均恩、杨爨三跋及“道光七年知州张浩建亭”字 1行。</h3> <h3>碑文追溯了爨换家族的历史，记述了爨龙颜的事迹。墓主龙颜享年6l岁为后人研究爨换家族及晋南北朝时代的云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h3> <h3>1、历史价值。《爨龙颜碑》碑文记述了爨氏渊源和进入云南的经过及与汉民族的关系，龙颜祖孙三代人的仕历，重点突出了龙颜的为人和政绩，最后叙述龙颜逝世后，各方面的反映。同时，涉及了爨氏官职的世袭、爨氏奉中原王朝正朔、爨氏重文、同乐为爨氏故里等历史问题。</h3><h3>2、书法价值。古人云：“登岳者须凌绝顶，学书者当习魏晋”。《爨龙颜碑》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尤其是雄强茂美的书法，颇受历代书法家所赞赏。康有为称其为“隶楷极则”，“古今正书第一”，评为“神品第一”。范铸铭称其和《崇高灵庙碑》为“书家鼻祖”，是研究汉字书法演变的珍贵资料。</h3><h3>3、文学艺术价值。《爨龙颜碑》六朝风味极浓，是典型的骈体文。在语句方面，是骈偶和“四六”；在语言方面，平仄相对，读起来有强烈的节奏感；在用词方面，讲求用典和词藻的华丽，体现六朝骈体文特点。并且，《爨龙颜碑》又是典型的墓志铭文，从中又可学到墓志铭文的写法。</h3><h3>4、古代文化常识。《爨龙颜碑》还涉及古代的天文、历法、乐律、地理、职官、科举、年号、礼俗等方面的常识。</h3> <h3>中华书体，从来是沿着由繁到简便于书写的方向发展的，东汉时以隶为主，但已向行、草、楷书演变，到了东晋这个书艺大放奇辉异彩的鼎新盛世，书法家们笔底奋扬着创造革新的精神，出现了王羲之父子这样划时代的大书法家，行、草、楷三体书艺已臻成熟。但在西南与北方，因远离江南东晋统治中心，流行的楷体尚未传播开来，加以立碑刻石，向来讲究字体典丽端庄，于是就通用爨碑这种似隶非隶、似楷非楷的书体，又因爨碑墓主都是一方霸主，写碑刻碑的人自然是那时的高手。 怪诞的用笔，随意的结体所表现出的古朴味道，立刻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被视为书法作品中的奇珍异宝，阮元称它为"滇中第一石"，康有为誉为"已冠古今"。</h3> <h3>爨体的运用</h3><h3>云南大学的校训"会泽百家、至公天下"八个大字即用爨宝子碑字体仿写，美观大方，文化厚重，独树一帜。</h3> <h3>昆明地铁站站名</h3> 王仁求碑 <h3>王仁求碑立于唐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高281厘米，宽150厘米，计34行，行53字，共1540余字。成都闾丘均文，王宝善(王仁求之子)书。碑文记述了唐使持节河东州刺史王仁求生平事迹。</h3> <h3> 碑原位于安宁鸣矣河乡小石庄村葱蒙卧山上，1992年为加强保护，在碑的北面300余米处修建此墓园，将碑移至园内建亭保护。</h3><h3> 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h3> <h3>碑首刻有两条唐碑常见的长脚虬(qiú)龙</h3> <h3> 碑额佛龛，内刻两佛并坐像，头部均残，佛衣也残损不清，两佛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坛基上，这是一件纪年明确的南诏（649～902年间）初期佛教文物遗迹。碑额佛像下刻有“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十字。</h3> <h3>王仁求碑通体为红砂石刻，碑座刻赑屃（音bìxì，传说中龙子之一，外形像龟）</h3> <h3> 王仁求父子活动的年代，云南正处于两爨没落、南诏逐渐兴起之际。碑文虽为王仁求而写，却涉及当时云南的重大史实，从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史料。碑文夹有许多武则天时代改造的新字，如把“山水土”三个汉字叠在一起，即“埊”字也就是“地”字，或者把“八方”填进“口”里，即“圀”字，也就是“国”字，方框内由“八方”两字组成，意“八方土地，统于一宇”， 这两个字“地（埊），國（圀）”现今大概没几个人认识。还有 ：照（ 曌,瞾）；月（囝）；人（玍）；正（缶）包括武周时期推行的“日、月、圣”等150多个新创汉字，其中有9个字为武则天造。</h3> <h3> 从隋朝到唐初,中央王朝又有效地统治了云南。但唐高宗时,形势发生变化,强大的吐蕃开始从西和西南面威胁唐王朝。面对这种形势,唐王朝在云南设姚州都督府。但亲吐蕃的部落时常反叛,侵犯姚州。唐王朝以李义为姚州道总管,率领大兵,联合亲唐的云南部落首领王仁求等,大败蒙俭,杀诺没弄、杨虔柳。王仁求碑记载了这段史实。</h3> <h3> 王仁求碑是昆明地区迄今为止现存的唐碑，有上千年的历史。</h3> <h3>这是王家后人的名字及立碑的记事</h3> <h3>王仁求是安宁鸣矣河小王石庄人</h3> <h3>1989年，文物部门对王仁求墓进行了发掘，出土各类文物80余件。王仁求墓是迄今为止云南清理的唯一一座唐代砖室墓。仅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h3><h3> 这是复制的王仁求墓室。</h3> 南诏德化碑 <h3> 《南诏德化碑》立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于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为王昶访获，时已沉埋土中，今立于大理市太和村西面的南诏太和城遗址内。</h3> <h3> 1962年3月4日，国务院将南诏太和城遗址(含《南诏德化碑》)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h3> <h3> 南诏德化碑被誉为“云南第一大碑”，是南诏王阁罗风被迫叛唐投吐蕃以后，为说明不得己叛唐，“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而立的。碑高3.02米，宽2.27米，厚0.58米。碑阳面刻有正文40行，3800字，着重叙述了南诏和唐朝原来的密切联系及双方交恶的经过，双方兵戎相见，最后南诏归吐蕃的过程。经1000多年的风雨剥蚀，今天阳面正文仅存220字，阴面仅存556字，全碑5000多字现仅残留有700余字。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德化碑的重要价值，早在明代著名文学家、白族人李元阳修纂的万历《云南通志》等相关历史文献中，已录有碑文的全文。</h3> <h3>碑高3.02米，宽2.27米，厚0.58米。碑阳面刻有正文40行，3800字，着重叙述了南诏和唐朝原来的密切联系及双方交恶的经过，双方兵戎相见，最后南诏归吐蕃的过程。石碑阳刻正文3800余字，阴面刻有39行1000多字，内容为南诏重要职官题名。</h3> <h3> 碑文相传为南诏清平官郑回所撰，唐流寓南诏御光庭书写。作者生平已难考证。<br></h3><h3><br></h3> <h3> 对此名碑，历代文人皆有咏叹，清人宋湘的诗颇能道出南诏立碑的深意：</h3><h3> 此碑谁所为，苦心多慨慷。</h3><h3> 道是西泸令，郑回能文章。</h3><h3> 阳叙一战烈，阴设千秋防。</h3><h3> 叛唐非得已，字字含风霜。</h3> <h3> 靠近仔细看碑的破损较严重，好多字迹已模糊不请了。经1000多年的风雨剥蚀，今天阳面正文仅存220字，阴面仅存556字，全碑5000多字现仅残留有700余字。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德化碑的重要价值，早在明代著名文学家、白族人李元阳修纂的万历《云南通志》等相关历史文献中，已录有碑文的全文。</h3> <h3> 该碑在研究南诏的形成、社会制度、云南各民族的关系、南诏与唐王朝及吐蕃关系方面，都具有极其宝贵的历史价值；在研究南诏初期统治阶层的结构、职官制度等方面，也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h3> 石城会盟碑 <h3> 会盟碑，全名为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立于大理国明政三年（宋开宝四年，公元 971 年） ，现存曲靖一中会盟碑亭内。</h3> <h3> 碑呈长方形，高 1.25 米，宽 0.58 米，厚 0.16 米，文字分刻为上下两截。 上截碑文凡11行， 文左行；下截职官题名各8行， 文右行，全碑文共 201 字，仅损半字，其余稍有剥蚀，均可辨别。行楷书，近于李邕体。碑额上刻清道光二十九年邑人喻怀信题记，叙述碑出土及移置经过。</h3> <h3>三十七部会盟碑在明正德、万历、天启诸本《云南通志》及旧本《南诏野史》中均有注录。可知在明代已知其碑。但在万历后又淹没于土中，清康熙后又重新出土。原存放南宁县城外武侯祠，清道光年间移置城内奎阁。1937 年又移置曲靖中学内同爨宝子碑合庋一亭。1961 年 3 月 4 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0 年重新建六角亭单独置放会盟碑。</h3> <h3> 此碑是会盟立誓性质的碑刻，在国内已经很少，现仅存此碑与西藏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二块，它是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史的宝贵资料。特别是研究记录大理国时期滇东三十七部的史实，有着非常高的历史价值。</h3><h3><br></h3><h3><br></h3><h3><br></h3><h3>会盟碑文体行书，笔力遒劲，书法精彩飞动。特别是碑文中多异体字，夹杂少数民族的语言，是非常难得的。</h3> <h3>拓片</h3> 元世祖平云南碑 <h3> 云南大理城外苍山龙泉峰下，是著名的三月街，在这百代老街的旷坝上，耸立着一块巍峨丰碑，这就是有名的《元世祖平云南碑》。<br></h3><h3><br></h3> <h3> 此碑立于巨硕的石龟背上，高达4．5米，宽1．65米，分上下两节，中有石条挡护，边有石框镶砌，碑额为大理石，雕二戏珠，额篆“世祖皇帝平云南碑”。行文50行，上石30行，每行20字，下石28行，每行25 字，共1300字。因岁月摩娑，现存1000余字。<br></h3> <h3> 但遗憾的是平时都是铁将军把门，门上开一小孔，让游人把相机伸进去拍照。</h3> <h3> 碑文歌颂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赫赫功勋，对他平定云南采取的许多政策、策略多有表述。元灭南末后，在云南建立中书行省，以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置路、府、州、县等各级行政机构，将云南有力地控制在中央政权之下，从此，云南正式成立省一级行政区划名称，大理国割据300年的历史宣告结束。赛典赤把行省治所迁到昆明，大理作为云南政治中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日来读此碑，回首数百年前世祖忽必烈的业绩，令人不得不喟叹其功盖千秋，恩被百代，而歌颂其功绩的《世祖皇帝平云南碑》，无疑是一块见证历史的丰碑。</h3><h3> 以正楷大字书丹，劲瘦工严，有欧柳遗风。想此为颂主丰碑，记经国大事，非海内高手不可落笔。而《书史会要》一书也称其“矩夫字体纯正，下笔暗合书法，亦工大字”。</h3><h3> 此碑是云南元碑中的精品，面洱海而屏苍山，亦颇有碑中帝王之姿。</h3> 德化铭牌 <h3> 德化铭碑原在姚安县官屯乡兴宝寺，为一石三碑，这在云南碑刻史上十分少有，而且碑刻史料和镌刻字体极具有历史性和艺术性，被列为云南省八大名碑之一，1962年后迁至德丰寺，1982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与德丰寺一同晋升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h3> <h3> 该碑所谓一石三刻即:</h3><h3> 碑正面镌《大理国上公高逾城光再建弄栋华府阳派郡兴宝寺德化铭并序》；</h3><h3> 碑右侧镌《褒州阳派县嵇肃灵峰明帝记》。两文镌刻于宋大理国元亨二年（公元1186年），《兴宝寺德化铭》碑文叙述了兴修兴宝寺经过，颂扬高逾城光功绩及高氏功德，故曰“德化铭”。《嵇肃灵峰明帝记》记述了高逾城光祭祀嵇肃山神之盛典。两文书法竣整劲秀，骈散精练，堪称书文并茂的宋代名碑，是研究高氏世系和大理国官制的重要实文依据。 </h3><h3> 碑背面为《重修阳派兴宝寺续置常住记》，为元宣光六年（公元1376年）撰刻，其碑载事甚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碑文附有兴宝寺田庙坐落等记述，可知当时寺繁盛的规模。德化铭碑的碑额，饰以精美的浮雕，通碑庄重典雅，不失为宋元时期碑刻精品。</h3><h3> </h3> <h3>此碑的独特之处是在同一块碑上保存了两篇撰刻于大理国时期的碑文和一篇元末明初的碑文，既保存了大理国高氏家族的部分史料，又展现了宋元时期云南文化的标志性成就。</h3> <h3> 八大名碑从存世时间，立碑背景，碑文内容；都真实记载了那个时代的历史，成为研究云南历史的实证。可谓:看八大名碑，记云南沧海变迁！(本篇部分资料转自(百度文库)、(个人图书馆))</h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