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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范坡坡，一九八五年生人，在柏林做电影导演。这两年，我发现一个现象。以前别人说起，在柏林的华人酷儿艺术家，我就会说我肯定认识。但这两年，（人越来越多），我就不敢这么说了。今天也是这样，既有一些熟悉的面孔，也有一些陌生的，很期待跟大家就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很多人会问我，你怎样开始做导演的，怎样开始对电影有兴趣？我们听了很多人都会回答，“啊，我从小就对于电影有热情。”但我没有这么陈词滥调的故事。
小时候，我比较喜欢文学，上高中时的梦想，是想去做图书管理员。但是在中国高考，你得门门都好，但是我是数学特别差，大学如果能不学数学就好了。
后来，我看了一个叫《中学生博览》的杂志。上面有一个读者来信，来信说，我的数学不好，将来对大学很没有希望，很迷茫，自己未来怎么办？然后编辑回信说，你可以考虑去读艺术。
可是我也没有什么艺术特长，然后答案就是，你可以考虑去读电影，因为电影不需要什么艺术特长。
我高中有个同班同学，他当时要考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我就跟他一起去混着去，坐硬座火车，去北京艺考，就蒙上了。然后我跟我爸妈说，就还是挺难的一件事，他们也没什么感觉，就说好，因为他们对艺术、对电影没有任何概念。虽然我们的邻居都还劝说，你不要让孩子去读电影学院，将来你们家没有关系，他就算读了，他也混不出来。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拍电影很花钱。
去北京考试前，我需要钱，他们就说花多少钱，去北京考试可以给你，好像就是两千块钱，在北京呆十天，够了，可以可以。这个钱我们家还出得起的。所以我一直在我爸妈这种无心的教育方式当中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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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概是到大学第三年，我才开始对电影真正产生兴趣。
在那之前，有印象很深刻的体验，我班里有一个男生，他就非常恐同。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还会故意去讲一些跟性别、性取向有关的话题。然后他就会说，同性恋都该死。我好像从上学以来就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的性取向，但是他也不会在我面前避讳任何这样的话题。第二年的时候，我刚好跟这个同学分在同一个宿舍，一个宿舍住四个男生，一台电视机，当时都还是看盗版碟的，我就天天在电视机上看同性恋电影。他就过来凑过来看了，说这什么片儿啊？我说，你得看看，这是得奥斯卡的。我当时学的专业是戏剧影视文学，其实是写剧本，然后说，看这个剧本写得多好，你看了之后你也能写好剧本，就这样，他跟我看了一整个学期的同性恋电影，就被我洗脑了。
后来有人问我，说那个谁，你怎么把他洗脑的？现在谁跟他说同性恋的坏话，他都跟人家吵架。我说原来电影还有这样的效果啊。其他同学刚入学的时候，大家都是讲大师的，张口闭口都是塔可夫斯基、伯格曼。其实我入学之前一部塔可夫斯基都没看过。但跟这同学的际遇，给我一个感觉，原来电影并不光是一个去装逼的媒介，而是真的可以去跟大众对话了。对我来说，在上学期间能够真正有动力去学电影。所以，其实我跟电影之间，是先结婚再相爱的。
我们相爱的连接点，其实就是电影的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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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当然对电影的所谓“社会功能性”，会有一些反思，但那是后话。也因此，在我上大学时，我就写了一本书《春光乍泄：百部同志电影全记录》。那是2005年，我在课上写了很多跟同性恋电影有关的论文。我在图书馆里面查找很多资料，发现还没有相关的书。
我上学时候的老师崔子恩，他是中国酷儿独立电影的一个先锋，我在和他打排球时，他说给我介绍一个书商。他说，写书挺难的，你要坚持啊。所以在打排球的过程中，就决定要写这本书。那时候出版环境不错，一个书商表示很感兴趣。
书商说自己拿到了一个书号，但是要我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我说我要写一百部电影，每个电影至少要写两千字，这样算出来二十万字，怎么可能完成？那一个月，我就没怎么睡觉，我还怕旷课，所以经常是通宵，写到早上五点钟，然后去上七点钟的早课。早课都是英语课，所以当时我的英语课本上全是睡觉留下的口水，哗啦啦的，书本都粘在一起。
两个月后，我交稿了。她说太晚了，书号已过期了，又出不了了。没办法，那就压着呗。过了两年之后，2007年，我一个朋友见面骂说，坡坡，你出了书，怎么也不送我一本？
我说什么书？
他说，现在书店都在卖呀！
我跟书商打电话。
我说，哎，姐，我们那个书是出了吗？
她说，出了吗？我也不知道啊。
她解释是说，把这个书稿给了出版社，自己就没去管了，因为她是中间商。然后她说，出版社确实是出了，那赶紧给你结算一下稿费吧。
她当时问，你可以选择稿费支付，钱稍微多一点；要不然版税，少一点。我说我要签版税，对这个书的销量有信心，将来可以重印。她说，这么小众的一本书，不会重印啦，你真傻，你还少收几千块钱。
但是后来，在我生活非常困苦、存款不到三位数的时候，突然，这个书又重印了一次。这是一个挺神奇的经验，因为至少，当时那笔存款，给了我一些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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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时候，也接一些其他的活儿，有一点存款，我是我们班里的小富翁。所以，当我们的同学都是去电视、去赚钱的过程中，我就做了一个挺另类的选择，我去买了一台摄像机，想开始去做纪录片，我们同学也都觉得很惊讶，都说，你在记录片课上，全都是睡大觉的。我说，纪录片课那不都在大早晨嘛。
他们其实内心就觉得，你这样的，怎么会去做纪录片？但当时，我的想法是，在上学的时候，我们都是被关在学校里面。可能大多数在中国受过教育的，都会有类似的体验，其实我们并不了解社会。当时我们写剧本的时候，都是说，你去参考一下美国电影韩国电影，但其实，我们对真实社会的了解非常之少。
再加上，当时我非常害羞，总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低着头。这一台摄像机，就给了我一个借口，一定要去跟别人对话，强迫我自己去了解社会。所以他人，就成了我的老师。我从2007年，大学刚毕业时开始做纪录片，一直做到2016年。
在做这些片子的过程中，我也有很大的不满足。我发现，其实我并没有那么适合做纪录片。因为我脑子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我又没有那么强烈的动力，去一直拿着摄像机。我我看到很多好的纪录片导演，他们真的很努力，就是一直拿着摄像机，然后去拍。我认识一个以色列导演，他说他的一个片子就是关于他的男朋友，他男朋友就说，你再拍，我就跟你分手。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是我，要不然是你的片子。结果他选择了自己的片子。
虽然我也不一定会选择男朋友，但要我为了片子，去做那么多对生活的牺牲，就不行。我还是喜欢生活在其中，享受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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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中国的创作环境。在拍的过程当中，你作为导演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观众。我那些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当然有给我满足的部分，比如跟观众的交流，特别是那些关于家庭出柜的片子。我其中的一个纪录片，叫《彩虹伴我心》，就是讲同志的妈妈如何接纳他们孩子的出柜过程。
有人比较夸张地跟我说，哎，我早上跟我妈出柜，我妈还哭，还生气呢，下午看了这个片子，他就跟我一块出去逛街去了。我说，我的妈呀，那这不是一个洗脑的片子吗？当然，他肯定有夸张，但也给了我力量。
Photo: Marvin Girbig
同时，我还在参与北京酷儿影展的组织。我们当时有一个巡展，去中国各地去跟大家放片子去对话。有很多说，你的片子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也会遇到特别顽固的观众。
有一次，在天津我做了一场放映。那个活动本身很好，还在一个正规的影院里面放。所以来了就挺多不太了解、对酷儿话题没有兴趣的人，或者不见得有兴趣的人。放完之后，他长篇大论了一番，关于“异性恋为真爱、同性恋为性爱”的观点。他女朋友坐旁边，拽他的衣服。
我说，也有同性恋为真爱，也有异性恋为性爱的。
他说不是啊，然后重复一遍。
我只好说，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其实谁为性爱、为真爱，也都没有错，你只要别上去揍人家就行了。
这也是我当时的一个困境。
其实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人家的想法。况且，这种策略和思维是不是也有问题？凭什么我们就要去改变人家，以文载道，然后说教？我也在想，我的片子里，有没有说教的部分？
但是我不后悔，哪怕有说教也行。比如有人批评说，你这个片子做的，就跟同性恋宣传片似的，这跟CCTV没什么区别啊。我后来又想，那CCTV也不会讲这事儿啊。我就是想用同性恋宣传片的策略，也是拿来主义，一个反讽的方式。后来我有一度就想在名片上面印，“同性恋主旋律导演”。
当然，后来我也有所变化了，我想去创作剧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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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剧情片，其实是一个色情片。当时，我的《彩虹伴我心》被审查下架之后，我就给56网打电话。
我说，为什么会删掉我的片子？
对方说，你片子里面有没有反动色情的内容？
我马上说没有。但立刻，我内心就觉得，哪怕有色情的，又能怎么着？
后来有一个学者，他在采访我的过程中，问，如果你没有任何审查的情况下，你想做什么样子的片子？
我说，我想做酷儿色情电影。
他说，我有俩朋友，你应该认识一下，也许你们能一块儿合作。后来我就拍了我第一个剧情片。我们创作的方式，是三个人坐在一起，讲自己的性幻想，还有性的故事。根据这个小工作坊，还有我对他们角色认知的判断，我就写了一个剧本。我发现，我在纪录片导演的背景下，从真实的故事去出发，能够有很多心灵上的连接，特别是跟自己。
我在第二部剧情片的创作，也是用的类似的方式。在跟拍我的纪录片，叫做《彩虹伴我行》，是《彩虹伴我心》的续集。这是关于同志孩子的父亲的故事——他们怎么跟孩子去互动？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戏剧工作坊，让这些爸爸，他们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中有一个就是跨性别的孩子。我们让爸爸扮演，如果你有一个跨性别的孩子，你是怎么样去对待孩子？当时我有个朋友，超小米，也来参加。她上过《奇葩说》，走在大街上，有人还会认出她来。我是在拍摄纪录片时，和她认识的。她跟我说了挺多个人故事，我刚认识她时，觉得她咋咋唬唬的，有点不喜欢她。她就开始分析自己的性格，跟她的跨性别身份、跟长期以来受到的压制有很大关系。
拍完这个纪录片之后，我说我写了一个剧本，想让你来演，依然想着自己生活当中的方式，再加上，我当时在北京的观察，就创作了这个剧情短片，叫《鼓楼西》，我是在2017年拍摄的。
（为柏林客厅观众播放电影，并回答和讲解创作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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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片子主要是在一些国际电影节播放。在国内有过几次独立电影沙龙播放，也在歌德学院、一些外交空间播放过，那时候国内还有这样一些空间可以播放。看完之后，大家最多的反馈就是，没看懂。
我一下子觉得，这种感觉真幸福，终于有人看不懂我的片子了。因为他看不懂，就会有不同的解读。如果你看得那么懂了，最可能别人就会说，像同性恋宣传片。
从我的个性来说，我比较享受这种看不懂的反应。观众会给我讲一大堆，他觉得主人公最后怎么着了的故事。我就觉得，挺好，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是也有重合之处。
这个片子的结局，他们去了哪里？跟我来德国也有挺多关系。这个片子是2017年拍的，然后因为那前后就有“反拆墙打洞”、“清理低端人口”等现象发生。在清理的过程当中，我看到的，不光是农民工、小生意商贩，还有像电影主人公这样的，看上去还有点中产。但其实，同样很边缘。当时很多的咖啡馆在附近，但都是因为一个理由，这不是用来做经营的，是居民区，你扰民了，就把那些店全给关掉。
虽然这些事件，跟酷儿、性别话题没有直接关系，但被清理的这些人，里面是有酷儿身份的。所以我就写了这么一个角色。
比较戏剧性的，我写完剧本之后发给超小米。她说，范坡坡，你就咒我吧，我前几天刚好收到了我们店要被封的指令。
我说，哎，完了，那我们得赶紧拍呀！在你那个店被封之前，千万把它拍了。等你店被封了之后，我们再继续拍封了之后的那部分，这样连美术费用都省掉了。
当然，这个运动本身也给我一个决心，就是我想搬离北京。我已经想了很久，想离开这个城市了。因为它是一个正在建起墙的城市，而不是一个更开放的城市，我这部片子里，主演、制片，也都去了不同的城市和国家。
所以，我就来了一个曾经拥有墙，然后把墙给拆了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