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献公是在其父亲武公统一晋国两年后即位的，即位时还很年轻，而身边的宗族们却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功臣元老，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按照《左传》上的说法，晋献公即位初期面临着被“桓庄之族”逼迫的局面，这与晋昭侯时被曲沃桓叔所压迫的旧事颇有些类似。
这里的“桓庄之族”，指的是晋献公的近支亲族。其中的“桓”是其高祖曲沃桓叔，“庄”是其祖父曲沃庄伯，他们的后裔中除了国君（晋武公）一系之外的其他子嗣后裔被统称为“桓庄之族”。桓庄之族在内战中与国君绑定在一起，为曲沃最终统一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一旦战争结束，老干部的分配问题就成了新统一的晋国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帝制时代的开国君主通常都面临着功臣安置的难题，为了处理这些疑难问题，开国君主们也是绞尽脑汁。比较粗暴的一种是诛杀，比如刘邦和朱元璋，跟着他们造反的都是一些乡下的泥腿子，不怎么懂规矩，说道理不管用，干脆就直接杀掉。第二种是转移安置，比如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因为都是前朝里带兵打仗的将领，有道理可讲，说些好听话送些礼物就把他们撵回去种地了。比较逗逼的是唐太宗，对跟着他打天下的那些人又是送锦旗唱赞歌，又是进行再就业辅导，不知不觉间就把他们手中的实权给卸掉了。而那些被架空的关陇集团的豪门贵族们，被戴了高帽之后心里还那个窃喜啊，又乖乖地工作去了，算是最为圆满的。
很多割据势力之所以没有能够活下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安置工作。比如曹魏就被司马氏篡夺了国祚，而司马氏做的似乎也不怎么成功，最后搞出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被迫南迁偏安一隅。其他的南北朝五代十国的那些帝王，都是在割据时期就被自己的臣子革了命，就不提了。
晋献公与后世的帝王也有着同样的忧虑，但作为春秋时期的君主，他还看不到这么多的案例可供一一分析，他所能得到的素材，也只有刚刚结束的内乱和春秋初年列国内部的各种乱象了。诸侯国君对待宗族，大都会采取分封的办法，给一块采邑作为财产，然后让他们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干。
但此时晋国面对的局面又不一样，内战刚刚结束，需要分封的功臣太多，而这些等待分封的贵族，哪家哪户还没死过几个人、流过几斤血呢？究竟分封多少土地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这还是个未知数。这还不算，就算是把全国的所有城邑都封给了这些公族，还存在一个分配不均的问题。功劳大的总觉得自己得的少了，功劳小的还总不认为自己功劳小，也总攀比着想要更大的领地。大家就这么争来争去，争了好多年都没有结果。
这可让晋献公犯了难，若是晋武公还在，以他的权威分配土地，即便是不公平，也没有谁敢说什么。晋献公没有经历过多少战火的历练，自然也没有能够服众的权威，因此无论他出什么方案，大家都会起哄，让分封的计划无法施行。
这个时候，在晋国供职的一个异姓大夫，给晋献公提出了一个妙（jian）计。这个人叫做士蒍，他的先祖就是原来在晋国所在的这片土地上世代繁衍的唐尧后裔，原来唐国的君主——陶唐氏。周公旦东征灭唐，将他们合族迁到宗周附近建立杜国（现在的西安市长安区），到周宣王的时候，时任杜伯被天子所杀，他的儿子杜隰叔跑到晋国担任士师（法官），其后代也一直世袭士师的职务，成为了“祁姓士氏”，到晋献公时期，担任士师的就是今天出场的人物：士蒍。
在以公族为主体的政治体系中，士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人，因而不存在亲情血缘的羁绊，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就多了一分肃杀之气。他的建议很简单：“既然他们这么不听话，就全杀掉吧！”
晋献公听了之后一愣，忙说：“不行不行，都是亲戚，我哪儿下得去手！”
士蒍随即又说：“你曾祖父桓叔和他做国君的侄儿也是亲戚啊……”
还没等士蒍说完，晋献公就忙补充说：“好吧，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晋献公或许早就产生过这个离奇的想法，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让他无从下手。一方面，无缘无故杀这么多亲戚，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国际国内舆论都会给自己造成不小的压力。很可能的结果是，人杀掉了，可是顺带着自己的国君之位也坐不稳了。另一方面，诛杀功勋贵戚是一项宏大且极具危险性的系统工程，很难保证行事万无一失，一旦处理不慎就极易反噬自身。但士蒍却是信心满满：“山人自有妙计，这事就交给我吧！保证给你做的滴水不漏。如果事情泄露了，那也是我一个人的罪责，与国君无关。”
看到士蒍踌躇满志的样子，献公心里还是不住地犯嘀咕，他满腹狐疑地问道：“君子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呢？”
士蒍果然是搞法律工作的，对各种法律事务都了如指掌，说起来也头头是道。他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献公听了之后拍案叫绝，立刻就命令士蒍着手操办。
桓庄之族的群公子在讨薪（索要封地）过程中互相协同、共同进退，如果要硬与他们对抗，就必然会遭受强烈的反弹。鉴于这样的现状，士蒍采取了分化的手段，他利用人性的弱点，在公族中散布谣言，离间群公子组成的共同体，使他们相互猜忌，自相残杀。
所谓的谣言，大概是群公子中的某人，背着大家私底下与国君接触，想通过不正当竞争的手段，取得讨薪的优先权。国君假装与他达成了默契，然后放出风声，让大家都以为自己被耍了。这个时候士蒍就充当同情农民工不幸遭遇的正义之士，在他们面前痛陈那个某人的不是，他用高亢的声音问道：“你们还能容忍这样的败类继续祸害我们的统一战线吗？”
众人齐声答道：“绝对不能！”
士蒍接着高呼：“那我们就一起铲除这个败类，保护我们的工会，不能让先烈的血白流了，大家愿意这么做吗？”
“愿意！愿意！”
当群众的情绪被完全调动了起来，士蒍便利用群公子的愤怒情绪，与他们联合起来攻杀那个某人。
第一个遭殃的某人，也是群公子中最凶猛的富子。史料上没有关于富子生平事迹的记载，但从士蒍与献公的对话中可以了解到，富子显然是群公子中最有权势、最有可能危及君权的人。晋献公六年（公元前671年），士蒍首先与群公子合谋赶跑了富子。富子被赶跑后第二年（前670年），他们又如法炮制杀死了游氏二公子，第三年将游氏合族消灭。在做完这一系列工作后，士蒍信心满满地对献公说道：“事情已经有眉目了，不出两年，国君就不会再有忧患了。”
士蒍可以说是一个玩弄心术和贩卖焦虑感的高手，他驱杀富子和游氏二公子，等于是除掉了群公子中的核心人物，与此同时，还从心理上瓦解了桓庄之族的共同体。在上演了两场大戏之后，群公子之间互相猜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了，维权工作自然也无法开展。桓庄之族中的幸存者都充满了焦虑，所有人都强烈要求，不管你国君采取什么样的方案，都尽快落地吧！大家都不想再等了，万一又出了什么岔子，就得不偿失了。而这才是士蒍布局中最重要的一步，当人们的焦虑情绪被充分释放出来，内心中充满了非理性情绪的时候，便是实施计划的最佳时机。
公元前669年（献公八年），士蒍以国君的名义，将群公子都安置到翼（绛）都东南的聚邑——一座为了此次行动专门修筑的城池。群公子们个个都欣喜若狂，他们盼星星盼月亮等待着的发薪（分封）日就要来了，于是便终日饮酒作乐，享受着人生中最后一次狂欢。
这年冬天，凄冷的北风越过了千里冻土和草原如约而至，晋国的原野上也显露出一番萧瑟的景象，苍黄的土地上已没有一丝生机。往日在树林中活跃的麋鹿和野象，此时都不见了踪影，山林中最后一片黄叶，也在凌冽的寒风中，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它久久眷恋的树枝。
国君的旌旗和车马，浩浩荡荡地从曲沃开拔过来，群公子们都聚拢在聚邑的城墙上，遥望着那鲜艳的旗帜，在朝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亮丽。整齐的车队成行成列、井然有序，他们行军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觉得战车的阵列竟然也会这么美。
国君带着卫队进入了聚邑时，他们匆忙从城墙上跑下来，在城门口夹道欢迎。眼看着卫队进入了分封的场地，分列在广场的四周，旌旗飘扬、戈戟肃穆，他们内心就越发的期待。他们急迫地整理了衣冠，有序地走到了场地的中间，整齐地排列成行，翘首盼望着典礼的开始。在这急切的等待中，他们都压制不住内心中的狂喜，互相吹捧逗笑，嘈杂的广场就像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然而他们始终没有等到国君的登台。
不知过了多久，伴随着一阵尖利的呼啸，青铜的箭雨带着令人战栗的风声从天而降，清洁而平整的广场瞬间变成了一片血海。许多人还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疼痛，就发现鲜血已经从自己的身上喷涌而出；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失去了知觉，永远都醒不过来了——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此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就在他死去的那一刻，脸上还挂满了幸福的微笑。然而更多的是受到重伤的人，他们在血海中痛苦地挣扎抽搐，不断地呻吟哀嚎，如海浪一般的欢笑声霎时间变成了震天的哭喊声。
有人在随从的保护下奋力地想逃离这个广场，可广场四周的卫兵却迅速将他们包围起来，用长戈和矛戟穿刺了他们的身体。没有用了多长时间，痛苦的哀嚎和喧闹便平静了下来，间或有低沉的呻吟断断续续地传来，也被面无表情的卫兵迅疾抹掉了。
苍天无语，大地无声。
桓庄之族的群公子——曲沃桓叔和庄伯的满堂儿孙——就在这样一个阴冷的冬天里被屠戮殆尽。只有少数的公子逃离了聚邑，漫无目的地奔跑在生冷的原野上，他们绝望地狂奔，无力地哭喊，却终究无法得到苍天和大地的回应。
这些在曲沃代翼战斗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公子们，除了韩万在武公时期获得了封地而得以幸存之外，其他人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一个名字，只有他们集体的称谓“桓庄之族”为后人所知。即便是那些逃出生天的人，之后也都湮没在了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再也没有了音讯。
晋献公诛杀桓庄之族的灭亲之举实在是骇人听闻，有公子逃到了虢国，将这场惨无人道的泼天大祸上达天听，在国际社会激起了滔滔巨浪。于是第二年（公元前668年），担当天子卿士的虢君再次起兵伐晋。
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晋国早已不惧怕虢国的征讨，经过内战之后将近十年的休养生息，晋国已经初步恢复了文侯时的疆域。此外，在兼任司空的士蒍主持下，翼（绛）都的战后重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重建后的翼都城防设施更加完善，规模也更为宏大。在没有其它同盟的情况下，虢公大兴兵马伐晋却讨不到任何好处，只是惹了一身骚，此后作为周王卿士的虢公再也没有胆量与晋国过招，直到最后被晋国所灭。
晋献公用最为残酷的手段，以最为惨烈的代价，摒弃了公族势力的操控，保证了君权的稳固，让晋国在礼崩乐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聚邑之围的长期谋划，缔造了晋献公对内政策中鄙弃公族的坚定理念，为了宣示他的这一理念，他在曲沃建造了宗庙，以表示曲沃永远都归公室所有，不会再赐给亲属和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