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记独家｜郭晓科 蒋予格：媒体融合的突围与进路：以“人民性”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回顾过去十年，在“党性”和“人民性”旗帜鲜明的底色下，媒体融合实现了由表及里、由点到面向深水区的稳步推进。中国语境下的媒体融合自2014年提出以来，承载着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重任，其背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考量。这不仅是对西方舶来概念的本土化改造，更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并构建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1]，从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独特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媒体融合作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其本质究竟是什么？是为了技术的革新，还是为了人民的福祉？答案显然是后者。媒体融合作为“人类传播活动诸要素内部界限模糊的一种状态”[2]，不单是技术介质的融合，更是主体、规范、理念、体制、机制等要素的全方位融合。走好全媒体时代的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创新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大兴“开门办报”之风[3]。这一理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闻事业的重要方针和优良传统，更是新时代主流媒体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为破解当前的困局提供了关键密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更加明确地提出“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战略部署，这为新时期主流媒体改革明晰了目标任务和重点领域。然而，面对媒体融合背景下这一新的历史使命，如何在新时代进程中烛照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确保主流媒体真正成为引导舆论、服务人民的中坚力量，是亟待破解的核心问题。

在媒体深度融合、聚合发展的态势下，中国式媒体融合虽积累了丰富的质料经验，却也不乏质料流失，这些均是未来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深化媒体融合过程中亟待勘定、反思与解决的问题。

“质料”是哲学的核心概念，源于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的“质料因”，具备作为生成基础并与生成过程相始终的特征，被认为是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的留存之物[4]，其内涵也历经从亚里士多德的“作为物质基底的质料”到胡塞尔“作为经验内容的质料”这一观点演变。前者认为“质料”是构成事物的基底，是潜能意义上的持存者[5]，需与“形式”结合方成现实存在物；后者不再视其为外在物理成分，而是将其悬置于实项内容与意向内容、体验与客观性之间[6]，以界定为意识活动的核心要素，即意识所呈现对象的“具体经验内容”“感觉材料”或“想象材料”。寻此脉络，可见质料概念的使用是具有多重性的，且与不同的问题领域紧密关联。故而，本文中的“质料”特指媒体融合实践过程中本质的、基础的、可感知的经验内容本身。本文旨在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视角出发，总结媒体融合十年历程中的经验得失，并围绕两个问题进行分析：（1）回顾“融媒”十载，主流媒体有哪些经验？（2）如何返归“人民性”、重拾“开门办报”这一早期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优良传统，以使主流媒体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大众？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获得对当下所面临现实的认知，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提供有益参考。

所谓质料经验，强调的是通过体认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显性要素实践，从而掌握的一种经验性知识成分，以愈加忠实地把握客体、揭示既定实践创造所呈现的真相。从最初的“两微一端”建设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广泛覆盖，再到地市级新闻传媒中心的逐步推进，媒体融合历经从初步探索到全面深化的改革发展阶段。而“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那么对于媒体融合十年来的经验性知识成分的总结，在当下演化节点上显得格外重要且迫切，能够打开更深刻、更广阔、更细微的洞察口。总体来看，在对国内既有研究的比较、联结或分离的省思下，具体的质料经验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深耕新质内容生产

媒体融合效果取决于内容生产，内容生产是驱动媒体融合生态运行的价值源头。作为媒体融合的核心竞争力，新质内容生产的重要性在舆论形态、媒体样态的不断演变中愈发凸显。十年来，我国建成了一批形态各异、功能多样、覆盖全面的新型主流媒体，而很多研究与实践均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简单的图文报道，还是独家性、深度性的多媒体融合产品，优质内容始终是吸引受众、赢得市场的“硬通货”。新阶段的内容建设更加立足“好不好”“新不新”和“细不细”的纵深发展，各大主流媒体不断深耕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质内容生产与供给，如芒果TV以内容、经验优势倒逼技术、产品、应用升级，实现诸多剧集、综艺、晚会等不同形态内容释出；人民网聚焦内容原创、内容风控、内容运营、内容聚合分发四类业务扩大内容覆盖面[7]；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做强以“内容战队”为架构的生产模式，形成聚焦重大主题、时代新貌、时事热点等内容的品牌矩阵[8]，均旨在以创新表达形式赋能拥有“新质规范性”的“新质新闻业”[9]，锻造提升新质内容生产力、传播力，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信息需求。

（二）智能化技术赋能

从“全媒工程”到“智媒工程”，智能化技术不仅是媒体融合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重要驱动力，更在战略引领和前沿实战两个方面助力其成为媒体职能转变和机制变革的关键引擎。当前，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主导的核心技术集群，正深刻重塑主流媒体“采编播审存”的全链条生产范式，推动其从初级的网络化连通跃升至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的新阶段。而这一技术赋能过程，本质上是传播权力结构、内容生产机制与社会价值系统的协同演化[10]，以重构生产流程与组织架构、媒体与平台的关系生态，也为面向未来的科学评价奠定基础。如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打造的“5G超高清融媒体演播开放服务平台和智能媒资管理平台”打通了超高清内容从实时生产、智能管理到高效分发的闭环，为媒资数据处理、视听行业布局优化提供一体化素材支撑；浙江广电自主研发的“ZMG智媒果AIGC创作平台”为技术优化文化内容创作生态提供支持[11]。此外，还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人工智能编辑部”、苏州广电自主研发支撑全媒体新闻平台的“SBS媒体云”系统等，其核心均在于构建云端化、组件化、共享化的“智能媒体中台”。而这种中台思维更是实现资源云端化、服务组件化、能力共享化的关键，为赋能多屏、多链、多终端内容平台建设以及布局“亿万智慧屏”工程战略等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与组织保障，以驱动内容生产传播向视频化、移动化、平台化、个性化、场景化与情感化深度挺进，从而为媒体融合开辟新的适配点与增长点。

（三）矩阵化平台深融

平台建设不仅是媒体融合的关键枢纽，更以“报网端微抖”的矩阵化布局有效提升、放大其作为内容生产“新基建”“新平台”的综合效应。主流媒体通过打造自主可控、“时空在场”的多元平台，形成创新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全媒体内容生产体系，不仅提升了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更在矩阵化建设中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协同。如芒果TV从“独播”战略到建构独立自主、良性循环的“一云多屏”，即以PC端、客户端、OTT端、IPTV为核心要素的新媒体全平台，实现了全智能终端体系平台快速发展。而“芒果出海2024行动计划”和芒果TV国际App的“倍增计划”也助力其形成独特的芒果矩阵和芒果生态，实现了技术中介化意义上的“可连接性”与“可体验性”。此外，浙江卫视、中国蓝新闻、Z视介一起构成中国蓝新平台，实现新闻与文化同频共振、大屏端与移动端融合发展、互联网传播战略与平台战略双向驱动的传播格局。这一过程中，各平台间不再是“各立门户”孤立存在，而是经由技术链接与机制创新，形成了内容共享、渠道共融、技术共通、人才共育的紧密生态，并在复杂多变的传播环境中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与韧性，以更好激发媒体活力、推动声量转化。

（四）强调以人才为本

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中，明确将人才队伍建设置于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的战略核心地位，并着重提出要强化全媒体人才培养的系统性与前瞻性。正所谓“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12]，人才作为媒体融合的核心资源，不仅是技术的掌握者、内容的创作者，更是创新的驱动者、发展的引领者，其决定性的角色属性直接形成于传播活动的诸多关系要素中，是激活媒体融合内生动力的关键所在。新型主流媒体的发展战略催生了新型的人才需求和新的岗位种类，“全媒体编辑记者+技术工程师”成为基础配置[13]。各大主流媒体也相继通过引进、培养、激励等全方位手段，打造了一支极富战斗力、创新力的复合型全媒体人才队伍。如检察日报社通过成立新媒体策划工作室、实行“重大选题揭榜挂帅”等方式，培育了一批优秀青年干部和融媒体人才；浙江省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则通过举办各类采编业务知识讲座、编写内部学习资料等方式，提升采编人员的“政治三力”和业务水平。此外，主流媒体还积极探索人才共享机制，力求打破部门壁垒、构建人才生态圈，以生态化整合促生人才合力，实现技术人才与媒体属性的深度耦合，共同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所谓质料流失，实则是对中国特色新闻学内在“生命”触发机制的一种偏离与遗忘，即部分隐性要素、核心质料被边缘化或被忽视。尽管十年间，媒体融合在内容创新、技术融合、平台建设、人才队伍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市场经济浪潮中错综复杂的媒体生态、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媒体机构逐渐遇到一些现实难题。以往的大多数研究往往停留在面向群体、营造社群等表层，而对于“人民性”这一核心质料在中国特色新闻学与媒体融合中的原初关联挖掘不足。

究其原因，即其在立说者与接受者的博弈互动过程中，有被异化为资本、平台、算法和流量逻辑驱动下的“商品生产机器”或“流量工具”等倾向。其中，资本逻辑为平台运营提供了经济基础，平台逻辑借助算法逻辑来吸引用户注意力，而流量逻辑则成为衡量媒体影响力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这四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媒体机构的内容生产、分发和价值判断，若处理不当，则可能导致其渐次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一）资本逻辑的驱使

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作为资本自行增殖的内在规律，表现为生产要素配置与剩余价值追求，并驱动资本运动以引发社会双重效应。然而，在资本逻辑特定规律性和逻辑性的驱使下，部分媒体在融合进程中难以良好坚守新闻专业精神，过于沉迷采用煽情或耸人听闻的方式来吸引受众、制造话题、炒作热点以获取更多短期经济效益。同时，对于点击量、流量和广告收益等的过分追求，也可能使其逐渐丧失独立性和批判性，成为资本的传声筒和牟利工具[14]，从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和利益诉求，偏离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公共属性。如资本逻辑总是企图利用全媒体传播偏向性削弱主流文化并滥用全媒体技术侵蚀公共道德[15]，加剧对公共道德侵蚀、对主流文化传播规训的风险。

步入智媒时代，资本也常常通过规模化舆论议题生产、引导型舆论议程设置、精准化舆论内容推送[16]等手段，以思想战、信息战、舆论战以及认知战等形态隐蔽而持久地操纵舆论走向、渗透特定意识形态倾向，进而向外危及舆论安全、向内侵蚀个体理性，易造成新闻内容失真、失实，影响公众的判断和选择。这不仅会损害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违背媒体的专业伦理，更背离新闻事业服务人民、反映人民心声的根本宗旨，使新闻内容落入泛娱乐化、浅薄化的窠臼。

（二）平台逻辑的撼动

媒体融合跨界、跨域，就意味着要建构平台、树立平台思维和平台意识。而伴随算法、政策与资本活动的“再聚集”，“平台化”作为媒体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向，使得传播活动相较十余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信息传播、内容生产、用户互动等层级所遵循的一套数字化运作规则，平台逻辑更强调技术、市场、资本和关系的深度融合，即通过算法推荐、个性化服务、数据驱动等手段，实现对用户注意力的精准捕获和价值转化。在平台逻辑的撼动下，媒体机构不仅是内容的生产者，更是平台生态中的一环，其生存与发展常依赖于平台的流量分配、用户黏性和广告收入，深刻影响了媒体融合过程中的价值导向和人民性的体现。

如平台逻辑的集中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媒体资源的分配不均。当前媒体行业面临着资源整合与话语权分配的重大挑战，大型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和精准营销掌握了信息传播的主导权，使得部分头部媒体机构占据了主导地位、获取了大量的流量和广告收入，而众多中小型媒体机构则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这种资源分配不均和话语权失衡的差异化现象，不仅对媒体行业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发展构成一定限制，也可能削弱媒体机构服务公众、反映民意的功能。更值得关注的是，平台逻辑的资本驱动特性使得媒体机构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往往不能充分兼顾社会效益和公共利益。一些平台为了吸引用户和获取广告收入，传播低俗、暴力、虚假等不良内容，不仅严重污染了网络环境，也损害了公众利益和民生福祉。

（三）算法逻辑的主导

算法技术本质上是工具理性驱动的产物，其逻辑内嵌于对信息进行标签、分类、排序、关联和过滤等复杂的智能化机制之中，并对社会形态建构及人的感知方式具有决定性作用。历经媒体融合战略化、扩散化、制度化、生态化的阶段[17]，算法逻辑不仅促使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进程显著加速，也成为媒体内容分发与用户互动的核心驱动力。但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内容叠加或技术更新，而常以“不透明的技术黑箱”“文化河流中的技术性岩石”[18]等标签深嵌于信息传播的生态之中。这一过程中，人民性的质料流失亦表现得尤为明显。

智能算法对新闻生产的介入几乎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算法新闻的庞大生态逐渐为人类所难以把握[19]。尤以数字新闻业为主，其选择和呈现近乎完全由算法技术进行归置、主导，易落入纯粹工具主义、数字形式主义的“陷阱”。算法依据用户的浏览痕迹、兴趣偏好等因素进行个性化推荐，并持续通过深度学习用户的搜索行为，不断储存和优化其在“联合技术环境”中的记忆版本，从而有效连接了消费与生产。然而，这一过程也无形中促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一个个封闭“回音室”等信息环境的片段化。正因如此，当个体长期处于信息选择的“同温层”中，其认知会呈现“确认偏误”的特征，即主动过滤异质观点、强化固有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则会加剧信息的同质化现象，导致用户观念趋于狭隘、视野相对固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加剧群体极化现象。此外，这些变化也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可能会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主导力，导致公共议题的结构性失衡，并与促进社会团结和共识形成、反映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与多元诉求的人民性本质要求存在一定偏离。由此，这不仅是技术命题，更是关涉媒体融合战略方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政治命题。

（四）流量逻辑的操纵

流量逻辑作为信息流动与社会生产间的接合扩散到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以致穿透修改了权力经验而构造出一种新的社会整合逻辑[20]。其间，流量已经演变成为平台、国家、商业媒体和从业者在与用户接触时的一套系统标准和文化要求[21]，诸如媒体机构、内容创作者乃至整个数字传播生态均围绕着如何吸引、保持和转化用户注意力而运转，并通过算法技术对用户行为数据进行收集、分析以进行内容推荐、广告投放等决策，致使“人民性”的质料流失日益凸显。媒体融合本应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优势互补、深度融合的过程，旨在更好地服务人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信息消费需求。而部分媒体机构对于点击量、转发量等量化指标的过分追求，不仅是对新闻的“人民性”、公共性和社会责任感的忽视，也扭曲了新闻的价值判断，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新闻价值坐标的游移。

传统媒体时代，新闻的价值基本由编辑和记者根据新闻的重要性、时新性、接近性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而当下，部分媒体机构吸纳流量的方式往往是使其服务于原有的职业规范和实践[22]，其新闻价值更多地取决于其能否进行注意力的“二次售卖”以吸引用户点击和阅读。如某些老牌媒体机构不断调整新闻叙事的语态和新闻发布的姿态以迎合年轻受众的情感需求、建立自己的“粉丝帝国”[23]，并利用那些不寻常（unusual）如“情感爆点”“技术秀”“软新闻”等能够吸引眼球、提高点击量的内容以求短时间内引发广泛关注，这就导致娱乐化、煽情化、快餐化的内容盛行。这种“流量中心主义”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新闻的本质价值，使得具有深远社会意义但缺乏吸引力的新闻被相对边缘化。与此同时，一些娱乐八卦、明星绯闻等极富娱乐色彩的网络内容却大行其道，致使公众的认知模式与价值取向发生偏离，也不可避免地为选择性传播、虚假偏激信息生产等提供了温床。

从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人民报刊”思想，到“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灵魂和根本立场，“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其理论性创新、创造性实践成为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所在。然而，在资本逻辑、平台逻辑、算法逻辑和流量逻辑的影响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进程面临着“人民性”质料流失的风险。诸如新闻内容同质化、低俗化，“热线不热”“评论区控评”等反馈渠道受阻现象，以及对“流量中心主义”的过分追求等，不仅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也会背离新闻事业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24]。这一论断也深刻揭示了主流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其职责与使命在于连接、关注到少数者、弱势者、劳动者、代表者、“我者”等不同类型的人民群体[25]，以超越“人民”的群体化、客体化位置，并将“人民”具象化、肉身化[26]，从而倾听人民心声、反映人民生活和斗争、表达人民思想和情感。

毋庸置疑，“人民”是“真正的朋友”[27]，也是“革命的主体”[28]。坚守“人民性”不仅是政治责任，更是开门办媒体、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时代要求。《意见》中再次提到“开门办报”，并指出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从而更好实现“全员媒体”即全党办报、开门办报。因此，媒体融合发展不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更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29]“开门办报”作为党领导新闻事业的重要方针和优良传统，是中国特色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返归“人民性”本源，再次召回、重拾“群众路线”“开门办报”等素有新闻观念，以更好地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挖掘生动鲜活故事、传递温暖人心力量，从而系统性推动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媒体形态、平台技术等变革，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一）“群众路线”的机制创新：从“单向传播”到“全民共创”的内容生产“孵化器” 

“开门办报”的历史实践，实质上是对群众路线的技术化重构，旨在建立“群众办报”的参与式新闻生产体系。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改版确立了“全党办报”方针和“群众办报”模式，将新闻生产从知识分子的书斋延伸至田间地头，通过通讯员网络收集民众生活素材，实现了“群众写、写群众”的内容生产民主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改版倡导的“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则尝试突破封闭的编辑部模式，推进“读者来信”专栏制度化、“群工部”建制化运作，为“群众声音”提供制度性表达渠道。进入全媒体时代，媒体机构以开放平台吸引用户参与信息生产传播，构建群众喜爱的内容和渠道。如《光明日报》的“光明号”、烟台日报社的“烟台民意通”等，旨在推动内容生产流程从封闭转向开放协作以解决“线索枯竭”问题，并将UGC、PGC、OGC有机结合形成“人人都是记录者，处处都有编辑部”的开放生态，从而推动“需求侧”倒逼“供给侧”的内容生产机制。这一机制创新将媒体机构转型为内容生态孵化平台，实现了内容生产从记者主导向全民参与、线索采集从坐等来稿向数据挖掘、传播形态从文字报道向全媒产品的三重转变。

历史经验表明，这一创新始终围绕“降低参与门槛”展开，旨在激活社会传播节点的生产力，经由“分布式采集—集约化生产—矩阵式传播”的新型生产关系，促使新闻生产回归“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本质，以重构专业媒体与公民记者的协作关系。而数智时代的技术赋能更旨在使群众参与从“外围补充”转向“核心生产力”。其间，通过智能中台实现线索的智能分类、任务的自动派发以及多端适配的灵活重组，形成内容生产的“涟漪效应”，以构建起更具包容性的内容生态、更广泛的信息触达网络。同时，每个用户的反馈都有可能成为传播链的起始节点，即经专业团队研判后通过语义分析将碎片化诉求转化为深度报道，再通过融媒体矩阵形成指数级传播，实现群众报料智能化管理。这既保持了专业媒体的把关能力，又将专业记者、基层通讯员、内容创作者纳入统一平台，从而激活基层末梢的“神经传感网络”，使媒体真正成为社情民意的“传导器”。

（二）“人民算法”的逻辑升维：从“流量至上”到“人民本位”的价值回归“助推器”

人民性作为算法治理的核心价值取向，更加强调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价值供给模式。其中，“人民算法”突破了传统技术中立的认知框架，旨在治理过程中运用算法技术，对不同人民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进行识别、测算和研判以实现精准响应，标志着算法驱动民主治理技术、伦理、思维的重要转向。它以地理贴近性、诉求真实性、需求差异性为算法设计的三大支柱，着力构建起“需求感知—智能分诊—效果追踪”的治理闭环，以实现从“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的价值校准、从“流量至上”到“人民本位”的价值回归，从而确保算法推荐符合公共利益导向，使技术发展回归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属性。

具体来讲，一是在数据采集端，旨在建构智能化整合与精准分析体系。如构建多源数据融合平台，以系统整合12345热线、网络问政平台等民生诉求渠道，通过NLP情感分析技术实时监测群众留言的情感倾向，并结合LBS空间聚类算法实现诉求的地理定位与区域聚类分析，从而加强重复投诉识别、区域顽疾发现、深层诉求挖掘，形成“即时识别—精准预警—深度解析”三级处理闭环。此外，进一步创新数据治理机制、构建“人工校验+AI审核”的双轨过滤系统。通过动态更新的敏感词库与地域特征知识图谱，有效屏蔽无效信息干扰，保障老年群体、残障人士等数字弱势群体的诉求表达权益，破解算法黑箱导致的民意失真困境。二是在内容分发端，旨在重构价值导向的传播机制。如创新引入“公共利益权重系数”，将民生议题的公共价值转化为可量化的算法参数，使媒体从信息中介升级为治理枢纽、使算法成为践行群众路线的数字媒介，确保符合公共利益的内容获得传播优先级，推动传播价值追求从“注意力经济”向“人心政治”转变，提升主流舆论的引导效能和社会动员能力。三是在传播效果端，旨在强化治理效能的量化评估与优化。如建立多维效能评估体系，以期将问题解决时效、群众满意度、同类问题复发率纳入算法智能中台，开创性地实现传播效果与社会治理效能的量化关联，推动主流媒体向社会治理的“价值转换器”和“效能助推器”转型。这既有助于破除“点击量至上”的流量迷思，又可验证算法与人力的协同价值，从而更好实现“技术向善”的人本价值回归。

（三）“平台化”的开放重构：从“媒体机构”到“社会连接器”的功能锻造“稳定器”

主流媒体系统性的“平台化”转型，并非简单的渠道迁移，而是组织基因的重构。历史经验表明，媒体始终在探索开放与管控的平衡点，其稳定性在开放与秩序的辩证统一过程中不断被缔造、演化。如其既通过UGC机制保持内容活力，又借助专业审核确保导向正确；既打破组织边界吸纳多元主体，又通过协同机制维持系统平衡。而这一做法的本质乃是传播关系的再平衡，即通过重构生产关系和权力结构，使媒体平台成为社会信息流动的“调节阀”和“稳定锚”。

特别是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趋向下，平台开放性构建亟待突破物理空间的机构围墙、传播层级的科层壁垒、专业生产的身份门槛。故而，在遵循“可控可逆”原则的基础上，主流媒体应当以“蜂巢式”架构打破部门壁垒，组建跨媒体、跨领域的网络化扁平化项目制团队，并以传播力、服务力、连接力、转化力重新界定媒体价值标准，从而贯通政务、服务、商务、社群四大模块，突破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二元对立。如在前端以垂直领域工作室为触角，建立UGC内容的三级审核机制；在中端通过数据中枢实现集新闻生产、政务服务、市民互动于一体的融媒体资源整合；在后端依托智库体系提供决策支撑，实现敏感信息隔离处理。至此，方可通过这一管理扁平化实现“决策下沉”，并以灵活的小团队对接差异化的群众需求，使媒体机构从“内容堡垒”转变为“服务枢纽”。这种“开放中的节制”既保持了各单元的自主活力，又通过标准接口实现协同共振，以此重构媒体与社会的连接方式，保障群众参与权、维护传播秩序，使媒体平台成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组织节点。同时，这也可进一步确保其自身在资源挖掘和虚拟体验中所具备的弹性特质，从而更好地加强对主流价值的引领、对社会多元共治弹性空间的拓展，实现“媒介化生存”的深层次变革。

（四）“用户关系”的连接再造：从“物理接触”到“数字孪生”的触达效能“倍增器”

用户连接的实质是重建媒体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旨在实现“开门办报”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回望历史，“开门办报”的连接半径从发行区域扩展到网络空间，连接方式从铅字时代的纸笔书信升级为智能时代的全场景连接。当前，全媒体时代的“用户连接”正在经历从“到达率”到“共鸣度”的质变，而主流媒体亟待构建“数字群众路线”新范式，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搭建虚实融合的实践场景，使“用户”回归为具体鲜活的“人民”，让技术连接真正转化为情感认同的“催化剂”和价值共鸣的“粘合剂”。

从单向传播转向价值共创，从信息传递转向关系建构，从媒体中心转向节点网络，这种用户连接效能的倍增源于传播范式的根本转变。如在基础连接层，应依托“新闻客户端+微信矩阵+线下服务站”进一步完善数字信息触达体系，并加大政务服务、社区公告等高频场景的接入能力，以满足信息获取刚需；在情感连接层，应创设场景化交互产品，并通过主播“陪办”、专家答疑等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形式增强共情效应、建立情感认同；在价值连接层，应通过持续的价值对话凝聚共识，打造精准用户画像、自动识别不同群体的需求特征，以增强数据穿透力、情感感染力和价值引领力，更好匹配政策宣传与民生服务。由此，在“需求感知—价值传递—行动转化”的完整链条中，每个个体的传播行为都成为社会治理的能量节点，用户也从被动受众转变为“传播合伙人”，从而使得主流媒体社会动员的传播效能实现几何级增长，实现传播力向治理效能的质的飞跃。

“人民性”作为媒体融合发展的核心质料，其流失与回归直接关系到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它不仅是新闻事业发展的灵魂，更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核心动力。新闻作为一个不断变化演进的社会建构，正如马克思在创办《莱茵报》时曾说的：“它生活在人民中间，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齐爱憎。”同样，媒体融合的本质也是服务人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因此，在媒体融合迈向深水区的时代背景下，“开门办报”的返场绝非简单的历史复归。主流媒体必须坚守“人民性”，通过机制创新、算法升维、平台重构、连接再造，系统性地推进自身变革，从而更好厘清社会组织中“我”与“他”、“我”与“我”的关系，实现“人民性”这一核心质料的当代转译，更好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诚然，这一转译既需继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论精髓，更要创造适应数字文明新形态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全局性实践范式，从而“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30]，最终构建起“人人传播、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新型主流媒体系统性传播共同体，从而全方位推进组织架构、管理流程、运营模式、话语体系、媒体形态、平台技术等变革。

【本文为中国传媒大学国重专项课题“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型主流媒体精准国际传播效能评估与提升策略研究”（项目号：CUC22GZ055）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