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贸易格局日益复杂的当下，美国再次举起加征关税的大棒，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手段重塑自身经济优势。然而，历史的教训不应被遗忘。1930年，美国曾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导致其他国家也提高关税，引发全球贸易战，国际贸易量大幅下降，加深了1929年经济危机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其教训深刻影响了后续贸易政策的制定逻辑。《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通常被视为“保护主义失败”的典型案例。百年贸易保护主义的轮回给予的警示在于，以保护国内经济为名，却忽视国际联动效应，很可能付出远超预期的代价。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大幅提高进口商品关税，试图保护美国农业和工业免受国际竞争冲击，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至近60%。它的初衷是缓解经济大萧条初期美国国内失业的问题，并提振受农产品价格暴跌影响的农民收入。然而，实际效果与预期背道而驰。从工业看，该法通过后，美国进口总额一年内下降28.4%，全球贸易链断裂导致国内工业原料和中间产品供应受阻，制造业成本上升。汽车产业因依赖进口钢材和零部件而遭受重创，产能利用率显著下滑。从农业看，1930-1932 年间，美国出口下降了 66%，其中农产品出口受影响最为严重。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村银行倒闭增多，导致货币供应进一步减少，加剧了经济衰退。从国际反应看，加拿大、欧洲等对美采取报复性关税，美欧贸易量锐减，全球贸易量萎缩66%，导致美国国内产能过剩加剧，失业率从1929年的3%飙升至1933年的25%。
从出台背景看，如今的对等关税和《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均是美国面临经济压力和挑战时出台的，旨在保护国内产业和就业。它们具有明显的保护主义动机，均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试图减少进口竞争。《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诞生于经济大萧条初期，美国为应对经济崩溃，共和党主导通过法案，试图通过高关税挽救农业和工业。法案的制定过程受到利益集团游说的深刻影响。农业州议员主导的“农业集团”最初仅要求提高农产品关税，但工业部门借机要求扩大保护范围，最终演变为涵盖2000余种商品的全面高关税。“政治分肥”导致税率脱离经济实际需求，《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是带有明显民粹主义色彩的决策。
当前，美国正面临经济运行与民众感知脱节的挑战。通胀高企吞噬了薪资增长的幅度，使实际可支配收入和实际购买力缩水，让工人和中下收入阶层的生活难以为继。美国民众对高通胀和移民激增的不满，导致民粹主义热情高涨，支持采取激进贸易保护主义纠正所谓“贸易失衡”，将工作岗位带回美国。从特朗普个人的角度，他一直推崇美国国内流行的一种说法，即关税曾经成就20世纪美国制造业的辉煌。他认为，关税将提高美国制造业的整体产出，不仅可以保护美国未来的产业直至其发展成熟，更可以保护已经非常强大的产业的利润率。“对等关税”就是在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华盛顿试图保护国内就业和产业的产物。
从美国国内不同行业来看，《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对它们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在轻工业和农业领域，关税保护减少了进口竞争，促进了国内生产。然而，这一过程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进而影响其他行业的竞争力。具体表现为，美国的农业部门虽然受益于进口农产品的减少，但工业领域可能面临更高的原材料成本，从而影响整体经济增长。
当前美国实施的对等关税还不同于《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单边全面保护，后者没有明确针对国别，近乎所有进口商品都被加税。对等关税是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争议或产业政策，相对更为灵活。目前，美国对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某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其计算方法既不对等也不公平。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警示意义在于，短期产业庇护无法抵消全球供应链断裂和贸易伙伴反制的长期代价。从关税的国际联动效应看，《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导致了多边贸易崩溃。各国竞相筑墙，缺乏协调机制，导致全球贸易体系瘫痪。对等关税必然影响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加剧全球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欧盟表示一旦与美国谈判无果，可能通过加征报复性关税、动用反胁迫工具，以及加强对美科技巨头的监管等措施进行反制。加拿大财政部4月8日宣布，对美国汽车对等征收25%关税措施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零时1分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