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齐鲁学刊》2024年第6期第5-13页
摘要
先秦儒家的“慎独”包含三种形态：其一，安大简《仲尼曰》和《中庸》的“慎独”是指闲居在家时的慎言慎行；其二，简帛《五行》和《礼记·礼器》的“慎独”是遵从心本体而舍弃外在形式；其三，《大学》和《荀子》的“慎独”是“诚其心”。后两者的含义又可归纳为“慎其心”，只是两者对“心”的看法不一，前者认为心是德行之本，是至善无恶的，因此需要遵从本心，而后者认为“心”容易不正而倒向恶，故而需要“诚其心”。“慎独”含义的变迁反映了“心”在儒家思想中的逐步凸显。在孔子、子思之后，“慎独”由一种外在的修养工夫朝着两种面向发展：一种是《大学》和《荀子》的偏向于内心的修养工夫，另一种是思孟学派的顺从心本体。
“慎独”是先秦儒家修养工夫中一个重要观念。近几十年来，随着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的相继面世，关于“慎独”含义的讨论非常丰富，梁涛认为“慎独”的含义完成了由“不同”说向“相同”说的转变。所谓“不同”说以庞朴等为代表，认为《大学》《中庸》的慎独与简帛《五行》的含义不同；所谓“相同”说以梁涛等为代表，认为先秦儒家慎独的基本内涵是相同的，只是存在不同的表述和侧重。2022年面世的安大简中有一篇名为《仲尼曰》的文献，其中出现了孔子的“慎独”思想，为以前所未见，这为“慎独”思想的研究补充了新材料，对于准确把握先秦儒家慎独思想的含义及其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也”一句，整理者疑读为“仲尼之论语也”。后整理者又提出关于“耑”的三种释义，整理者认为“耑”义可能是“正”“论”“短”，分别为正语、论语和短语。笔者认为“仲尼之耑也”当读为“仲尼之正语也”，表示此篇所记孔子言论都是合于正道的，这从侧面说明当时有许多假托孔子之言，《仲尼曰》文末标明“孔子之正语也”，应是为了与那些假托孔子的言论相区别。仲尼曰：“君子所慎，必在【三】人之所不闻与人之所不见。”
仲尼曰：“弟子如出也，十手指汝，十目视汝，汝乌敢不【五】善乎！盖君子慎其独也。”
子思继承了孔子的“慎独”思想，《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关于《中庸》这段话，郑玄和朱子都有注解，两者不尽相同。郑玄用“慎其闲居之所为”来解释“慎独”，认为“慎独”是对“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的总结，“独”就是闲居，“慎独”就是在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闲居之时也要慎言慎行。朱子将“慎独”之“独”解释为“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这既可以指空间意义上的闲居在家，也可以指人内心的独知。从朱子的解释来看，“慎独”的含义两者兼而有之，但更强调人内心的独知这层含义。朱子将《中庸》中“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与“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分为两个工夫：前者是一种存养天理的未发工夫；而后者是“迹虽未形而几已动”的“遏人欲于将萌”的慎独工夫，这是一种已发工夫。但单从《中庸》文本自身而言，《中庸》并未将“戒慎恐惧”和“慎独”当成两种工夫，《中庸》“故君子慎其独也”应是对“戒慎恐惧”的总结，郑玄所谓“慎其闲居之所为”当是《中庸》“慎独”的正解。
事实上，在朱子之前，学者关于“慎独”的理解大多与郑玄是一致的。《文子·精诚》载：“圣人不惭于影，君子慎其独也。”唐人徐灵府注“君子慎其独”说：“谓不欺暗室也。”“不欺暗室”来源于刘向《列女传·卫灵夫人》所载蘧伯玉“不以暗昧废礼”，后遂称蘧伯玉“不欺暗室”。“不欺暗室”即说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不做亏心事，也即独处时慎其言行。《淮南子·缪称训》说：“夫察所夜行，周公不惭乎景，故君子慎其独也。”夜行，即夜晚的行动，此处引申为不为人知的、独自的行为。“不惭乎景”，语出《晏子春秋·外篇第八》：“婴闻之，君子独立不惭乎影，独寝不惭乎魂。”“独立”“独寝”“夜行”等都表明《淮南子》中“慎其独”之“独”当释为独处。《论衡·书虚》说：“世称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明自修洁也。”马宗霍笺：“‘能以幽冥自修洁’，即《礼记·中庸》‘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之意。”《论衡》称赞柳下惠“能以幽冥自修洁”，“能以幽冥自修洁”相当于《中庸》的“慎独”，也即在别人看不到时也能修身保持自身的清白。《抱朴子·讥惑》说：“出门有见宾之肃，闲居有敬独之戒。”这直接点明“敬独”是在闲居之时。北齐时期的《刘子》中就有一篇《慎独》，其中说：“居室如见宾，入虚如有人。故蘧瑗不以昏行变节，颜渊不以夜浴改容，勾践拘于石室，君臣之礼不替，冀缺耕于坰野，夫妇之敬不亏。斯皆慎乎隐微，枕善而居。不以视之不见而移其心，听之不闻而变其情也。”“居室如见宾，入虚如有人”；“不以视之不见而移其心，听之不闻而变其情也”等语表明，《刘子》中的“慎独”即独处时的慎其言行，《刘子》以蘧瑗、颜渊、勾践和冀缺的事迹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梁元帝《金楼子·戒子》说：“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可不慎乎！”“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可不慎乎”一段出自《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其义是说君子应慎其言行，《金楼子》将《中庸》“慎独”与之放在一起，显然《金楼子》也是将“慎独”理解为独处时的慎其言行。孔颖达说：“故君子慎其独也者，以其隐微之处，恐其罪恶彰显，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独居言，言虽曰独居，能谨慎守道也。”孔颖达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其对“慎独”的解释与郑玄是一致的。
《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隋书·经籍志》载南朝沈约之说：“《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中庸》的作者子思为孔子之孙，《孔丛子·公仪》记载子思很熟悉孔子的言论，子思说：“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子思承袭孔子的慎独思想，《中庸》与《仲尼曰》关于慎独的含义是一致的也就顺理成章了，都是指闲居独处时的慎其言行。
孔子、子思之后，先秦儒家典籍中，《大学》《五行》《礼记·礼器》《荀子》均对“慎独”思想有所论述，但与孔子和子思所说的“慎独”并不相同，“慎独”含义得到发展。
马王堆帛书和郭店竹简《五行》被公认为思孟学派作品，其经之成书当在思、孟之间，传之成书当在孟荀之间。《五行》也涉及“慎独”，它说：“‘鸤鸠在桑，其子七氏。淑人君子，其仪一氏。’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也］。”这是说“为一”即为“慎独”。《五行》进一步解释说：“鸤鸠在桑，直之。其子七也，鸤鸠二子耳，曰七也，兴言也。淑人君子，其仪一也。……言其所以行之义之一心也。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能为一者，言能以多[为一]。以多为一也者，言能以夫五为一也。君子慎其独……然后德之一也，乃德已。德犹天也，天乃德已。”《五行》所引诗，出自诗·曹风·鸤鸠》，孔颖达正义曰：“言有鸤鸠之鸟在于桑木之上为巢而其子有七兮，鸤鸠养之能平均用心如一，以兴人君之德养其国人亦当平均如一。”《鸤鸠》的重点在于外在的“平均如一”之德。《五行》用此诗来表示外在的德行其最终依据在于内心，“言其所以行之义之一心也”，即说“一心”是“所以行之义”，也就是“行”的最终依据，《五行》的“行”就是“仁”“义”“礼”“智”“圣”的外在表现。《五行》说：“[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一】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二】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三】之行。”依此，“行”就是仁、义、礼、智、圣“不形于内”，而“心”是“所以行”。“以多为一”“以五为一”之“多”和“五”也是指“不形于内”之仁、义、礼、智、圣，“以多谓一”“以五为一”强调的是“多”或“五”的最终依据在于“心”，慎独就是“舍夫五而慎其心”，也就是舍弃“不形于内”之仁、义、礼、智、圣五行而归于“所以行”之心。《五行》“慎独”之“独”为“心”“一”之义甚为明了，关键在于如何解释“慎”字，《五行》慎独说“舍夫五而慎其心”，“舍”“慎”相对，“慎”当为舍弃的反义，庞朴认为帛书《五行》“慎独”指内心专一，魏启鹏认为“慎”读为“顺”。梁涛认为《五行》“慎独”指“内心的专注、专一，具体地讲内心专注于仁、义、礼、智、圣五种‘德之行’的状态”。廖名春则认为“慎独”之“慎”本义是心里珍重。“内心专一”等解释都没有“慎独”之“慎”为何义，而且按照梁涛所言，慎独是内心专注于仁、义、礼、智、圣五种“德之行”的状态，但他同时又认为“舍夫五”的“五”指的是“形于内”的“德之行”——仁、义、礼、智、圣，这种说法是矛盾的。“慎”释为心里珍重，则要通过重重转训，而且意思感觉别扭。“慎”当从魏启鹏训为“顺”，释为顺从、遵从，“舍夫五而慎其心”就是舍弃“不形于内”之“五行”而遵从心，因为“心”是“所以行”，是“五行”存在的根本依据。
关于《大学》一书，朱子认为：“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子认为《大学》分为经传，经为曾子所记，而传为曾子门人所记，但朱子并未提出任何依据。冯友兰就说：“《大学》，宋儒以为系曾子所作，盖以意度之，以前未有此说也。”冯友兰进一步提出《大学》为荀学之说。不过随着郭店楚简的出土，郭店简中许多篇章与《大学》相关，《大学》晚出说遭到质疑，因此有学者如梁涛提出《大学》早出说，认为《大学》当成书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不过梁涛的立论依据很快引起学者的质疑。刘光胜认为《大学》的思想都可以在郭店简中找到痕迹，《大学》成书时代与郭店简相当。《大学》与郭店儒简思想一致，两者的时代可能确实相当，刘光胜之说可取，《大学》当大致成书于思、孟、荀之间，与简帛《五行》时代大致相当，但两者关于“慎独”含义的阐述有所不同。
《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大学》中的“慎独”，郑玄无注。朱子注曰：“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而必谨其独也。”朱子也是用“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来解释“独”，“慎独”即“谨其独也”，朱子所说的“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仍是兼含人的内心以及闲居在家两层含义。《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是用“慎独”来解释“诚意”，并且《大学》又用“诚于中形于外”来说明慎独为何是必要的，因为内心的想法一定会表现出来，所以君子首先要“诚意”，此即“慎独”，因此《大学》中的“慎独”和“诚意”意思是相同的。《大学》引曾子“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一句，也是因为“诚于中形于外”，内心的想法一定会表现出来，一旦到了大庭广众之下，人的言行就会自觉流露自己内心的想法，因此十分可畏，这就要求“诚其意”，也就是“慎独”。曾子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显然是化用了孔子的“弟子如出也，十手指汝，十目视汝，汝乌敢不善乎”，只是《大学》引曾子之语是为了说明“诚意”的重要性，也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会表现出内心的善恶，因此需要敬畏，这是《大学》中的“慎独”；而《仲尼曰》中孔子的话是说在大庭广众之下因为有人监督自然不敢干坏事，这对于君子和小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它所强调的是君子即使闲居在家时也会慎言慎行，这是孔子的“慎独”。《大学》“慎其独”前用的是“故”字，表明两者存在因果关系，而《仲尼曰》用的是“盖”字，表明两者没有因果关系而是并列关系。
《大学》中的“慎独”当释为“诚意”，荀子的“慎独”当释为“诚心”。从宽泛的角度来讲，心包含意，诚意也即诚心，《大学》和荀子的“慎独”含义是相似的。因此冯友兰的“《大学》为荀学说”虽说不一定能成立，《大学》成书可能早于荀子，但这却说明《大学》与《荀子》存在密切的关系，这从“慎独”一词的含义就可以看出。《不苟》是《荀子》中较为特殊的篇章，它应是荀子早期作品，如廖名春就认为《不苟》作于公元前 286 年荀子游学于齐之前。牟宗三认为上引《不苟》这段话是荀子书中较为特殊的，它类似《中庸》《孟子》。《不苟》既是荀子早期作品，其说未必是荀子独特的观点，而更有可能是受荀子之前儒家学说的影响，从“慎独”含义来看，《荀子》的“慎独”当受到《大学》的影响。《大学》和《荀子》的“慎独”都可以解释为“诚心”。荀子认为“心”很容易被物欲所遮蔽，只有“虚壹而静”才能克服偏见，荀子说：“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荀子·解蔽》）因此，需要“慎独”的工夫以使心归于诚。《大学》说：“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会受情绪、情感等因素影响而“不得其正”，因而需要“正心”，而“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有善有恶，并且意念会表现在行为上，因此小人虽然“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但由于小人的意念是恶的，所以“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小人的意念之恶是掩盖不了的，因此君子需要“慎独”也就是“诚意”以“正心”。可见，《大学》和《荀子》对于“心”的整体看法也是一致的，都认为“心”（“意”）可能会被物欲或情感遮蔽而不正，因此需要“慎独”的工夫以使心（意）诚。
《仲尼曰》《中庸》所强调的闲居在家时的慎言慎行和《大学》《荀子》的“诚其心（意）”，都表明“慎独”是修身的工夫论，只是前者强调闲居时言行的谨慎，主要侧重的是以外在规范来约束自己，如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就是以外在的礼来规范言行，而后者强调的是在心上做工夫，偏向于内，这是《大学》一派的思想特色。《五行》和《礼器》的“慎独”为顺从本心，心是德行之本，这是思孟学派的特色，但子思本人的“慎独”却并不与之相同，这是子思后学的创见，后儒如刘宗周等人的慎独就主要从思孟学派吸取资源。可见，在孔子、子思之后，“慎独”由一种外在的修养工夫朝着两种面向发展：一种是《大学》和《荀子》的偏向于内心的修养工夫，另一种是思孟学派的顺从心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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